第二部分 风是自由的 1992—1995（第2/17页）

再次遇见利奥隔的时间比我预想的要更久一些，三个月，这期间大部分时间他都和他母亲与妹妹皮奴西娅一起在康涅狄格州的亲戚那里度过。夏天快结束的时候，新的一学年就要开始了，我要上高中了，而利奥则要去上会计技术学校。我去找他，然后立刻明白了那段时间的远距离分离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友谊。

他的脸上再也没有以往的那种无忧无虑。他从美国回来时，剃光了头发，他的身体比我记忆中强壮了不少。我也变了。我从没有向他承认过，但谋杀小达尼艾尔的凶手死去让我感到欣慰。

“你为什么没有出席葬礼？”在一阵我们并不习惯的相互寒暄之后，他问我。

“我不能，你了解我父亲。”

当我说出“父亲”这个词的时候，我感觉到后背发凉。我们之间还可以再使用那个词吗？我们沉默了几秒钟的时间，接着利奥走向窗边，以前我们经常在那个窗边玩耍，用橙子去砸对面那栋楼的阳台玻璃。

“人们从不会抱有同情。”他说道，“你父亲假装自己很优越，但到头来还是住在这个屎一样的街区，和所有人一样……”

在我们俩之间，直到那个时刻，爱德华多从来不是一个问题，即使是在我们的友谊遇到危机的时候。利奥知道我来自什么样的家庭，也知道他自己来自什么样的家庭，那种认知有助于我们俩的相处。那种对于善和恶的区分并没有让我们想要去做坏事，也没有让我们觉得恶更吸引人，只是让我们更了解这个世界背后的逻辑。但如今一切都改变了。

美国仔继续瞭望着窗外，我意识到问题并不在于我父亲假装优越，并把这栋我们几年前曾居住过的住宅楼称为“下水道”，也不在于我还有父亲，而他没有了。不，和这些都没有关系。

问题在于不管善还是恶，对于利奥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区别了。

爱德华多正一边喝着他在那不勒斯银行整个职业生涯里需要喝的大约一万八千杯咖啡中的某一杯，一边和帕斯夸雷·索马一起分析最近这段时间出现亏本的原因。

“这都是受米兰那边的影响。”肥皂匠的儿子低语道，“就像瘟疫一样，比预想的更快地传播到我们这里了……”

“不要去想了，帕斯卡。”爱德华多回答道，“会过去的。就像所有的流行病一样，会有几个受害者，然后就结束了。”

“那么是谁告诉你受害者不会是我们？”

咖啡杯在碟子上打转。还是热的，像往常一样。我父亲注意到帕斯夸雷并没有按照惯例给服务员留下两百里拉的小费。愚蠢的人才会这样做，他想着，他们以为迎着风使劲吹气就能挡住雪崩。当你手中的蓝筹股正因为某些傻瓜而贬值的时候，便会在口袋里节省那两百里拉。

“这些法官根本不负责任，”帕斯夸雷继续说道，“你不能像这样一夜之间摧毁一切。怎么能因为几个疯子就摧毁整个体系呢？”

“你冷静点，帕斯卡。一切都在控制之中。”

“爱德华，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们肯定会被整死的。天主教民主党死到哪儿去了？直到一个月前那几个教士还像淡菜一样坚持着，和我们共同进退，和任何一个员工一样。然而现在呢？”

我父亲并不愿意回忆过去的一个细节：在巴里分行，普通员工们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上级手里。甚至没有贿赂工会或者经理的机会，假如你的上级是个政治家，你将彻底留在巴里，成为巴里人。天主教民主党的政治家，更是如此。

所以在一九七四年春天，是我的外公，本名叫托尼诺·加尔朱洛，一个性格强悍的罗马涅肉食批发商，为了这个年轻的经济学学生，一个右眼失明的退休铁路工人和一个爱喝碱性水的家庭主妇的儿子，到处拉关系走后门。那时候银行刚刚公布了有二百一十一个职位可以竞争，他便用胳膊夹着整整五公斤的上好牛排来到了众议员的办公室。

整个简短会面的过程中，他都担心那袋肉会掉下来，他整个腋下都汗湿了。在谈话快结束的时候，外公非常真诚地交代了关于这个年轻人的情况：“这孩子的父母虽然还是法西斯分子，但是最近几次选举，他都投票给了自由党，毫无疑问他会成为我们中的一员。”

“自由党？安东，你带来的这个人究竟是谁？他碰巧还拥有一些地产？”

“很遗憾没有。这孩子只是有一些想法，是自由党的。”

众议员正要微露一丝笑意，却立马窘迫起来，显然是被那五公斤上好牛排吸引，“安东，你夹着的那是什么？你的衬衫上全是血！”

外公自己也瞅了一眼。理论上本应该是汗水的晕渍，现在却扩张成一大块微红的罗马涅牛排血渍。“这是里脊肉，我自己正好需要减肥，不能吃这些。”他不失风度地阿谀奉承道。没多久他便深深鞠了一躬从办公室里出去了，就在那时，众议员的秘书拿出一张纸，外公在上面用颤抖的手写下了我父亲的姓名和出生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