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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觉得啊！我是说，我绝对喜欢他。”

“他的手难看吗？有时候长得美的人手却很难看。”

“不，他的手棒极了。”

“嗯……”她说。

我不知该说什么。

一秒钟之后，凯特琳说道：“还记得德里克吗？他上个礼拜跟我分手了，因为他认定我们俩内心深处有什么根本性的东西合不来，如果我们的关系进行到底，只会让两人都受到伤害。他把这叫作‘防患于未然的分手’。所以，也许你也有预感，你们俩有什么根本性的东西合不来，所以你的举动是防患于未然。”

“呃……”我仍旧不知该说些什么。

“我刚只是想到什么说什么。”

“德里克的事，很抱歉。”

“哦，我已经恢复了，亲爱的。我吃了整整一筒薄荷口味女童子军饼干，花了四十分钟才忘掉那个男孩。”

我大笑：“哎，谢谢你，凯特琳。”

“如果你跟他真好上了，我盼着听到香艳的细节哦。”

“那当然。”我说。然后我听到凯特琳对着电话亲了一下，我说：“回见。”于是她挂了。

我在电话里听凯特琳分析的时候，意识到，我对奥古斯塔斯怀有的不是伤害他的“预感”，而是“后感”。

我打开笔记本电脑，上网查找卡罗琳·玛瑟斯。她与我外貌上的相似殊可惊人：一样由类固醇造成的圆脸蛋，一样的鼻子，一样的大致体形。但她的眼睛是深褐色的（我的眼睛是绿色的），她的肤色也更深些——可能是意大利裔什么的。

上千人——毫不夸张，真的有数千人，留言悼念她。电脑页面似乎无穷无尽地往下滚动，挤满了思念她的人，我点了一个小时鼠标才看完“我很难过你离我们而去”的纪念墙，来到“我为你祈祷”的纪念墙。卡罗琳一年之前死于脑癌。我能够链接到一些照片，比较早的照片里还有奥古斯塔斯的身影：他冲着她光头上一道犬牙交错的伤疤竖起大拇指；两人手挽手在纪念医院游乐场上的背影；卡罗琳举着相机自拍的接吻照，所以只能看到他们的鼻子和闭着的眼睛。

最近的照片都是她以前健康时的照片，由朋友们在她死后上传的：卡罗琳是个美丽的女孩，蜂腰翘臀，曲线玲珑，漆黑的长直发散落在脸上。我健康时的样子和她的健康时的样子没什么相似之处，但我们俩得癌后的模样活像两姐妹。难怪他第一次见我那天一直盯着我看。

我一再点鼠标回去看两个月前发的一个帖子，是她一个朋友在她去世九个月之后写的。“我们都那么想念你。没有尽头。就好像我们都在你的战斗中受伤了，卡罗琳。我想你。我爱你。”

过了一会儿，爸妈宣布开晚饭了。我关上电脑站起身，但没法将那个帖子挥出脑海。不知为什么，它让我觉得紧张，以致忘了饥饿。

我不禁想到我的肩膀疼和头疼也一直不好，不过也许只是因为我刚才在想死于脑癌的女孩。我反复告诉自己要冷静，要隔离思考，把注意力集中在面前的圆桌上（就其直径而言，三个人用可能大了点，两个人用绝对太大），专心对付软塌塌的西兰花和干巴巴的红豆汉堡，全世界的番茄酱都没法改善它的口感。我告诉自己，别一味瞎想脑子或肩膀出现癌转移什么的，这对我身体里看不见的地方正在发生什么没有任何影响。因此，所有这些念头都是在浪费时间，而人的一生本质上来说无非是由有限的时间集合构成。我甚至试着告诉自己享受最好的生活就在今天。

我苦苦思考良久，仍不明白为什么一个陌生人在网上写给另一个（而且是已故的）陌生人的东西竟令我如此困扰，而且令我担心自己的脑袋里长了东西——脑袋疼是真的，但多年经验早已教会我，疼痛是直截了当的诊断依据，却并不准确。

因为这天巴布亚新几内亚没发生地震，所以父母都超级关注我，因此我没法隐藏这突如其来的焦虑。

“一切都还好吗？”我吃饭时妈妈问。

“嗯哼。”我说。我咬了一口汉堡，咽下去。努力想出几句脑子没有被恐慌浸透的正常人会说的话。“汉堡包里放了西兰花吗？”

“一点点。”爸爸说，“你要去阿姆斯特丹，真让人兴奋。”

“哦。”我说。我努力让自己别想“受伤”这个词，但结果当然是越不要想越要想。

“海蓁，”妈妈说，“想什么呢？”

“瞎想吧，我猜。”我说。

“春心萌动了。”爸爸微笑着说。

“我又不是兔子，再说我没爱上格斯·沃特斯，谁也不爱。”我答。防守之态过于明显。受伤。就好像卡罗琳·玛瑟斯是一枚炸弹，她爆炸时，身边的每个人都会被飞溅的弹片刺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