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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后视镜看着他们，直到妈妈打开后备厢。过了一会儿，奥古斯塔斯打开后面的车门，开始从事单腿爬进汽车后座的复杂活动。

“你想坐前面来吗？”我问。

“绝对不想。”他说，“另外，你好，海蓁·格蕾丝。”

“嗨，”我说，“好吗？”

“好吧。”他说。

“好吧。”我说。

我妈上了车，关上车门。“下一站，阿姆斯特丹。”她宣布。

这话并非完全准确。下一站是机场的停车场，然后有一辆大巴载我们去航站楼，然后是敞篷电瓶车送我们到安检通道。通道尽头，安全管理局的那家伙嚷嚷着说，我们的包里最好别有枪支啦弹药啦超过三盎司的液体啦，我跟奥古斯塔斯说：“观察评论：排队也是一种受压迫的方式。”他说：“千真万确。”

我不愿意被搜身，于是选择从安检门过，不带轻便小推车、不带氧气瓶，甚至把塑料鼻管也取下来了。我从全身扫描X光机里走过，这是好几个月来我在没有氧气帮助的情况下迈出的第一步，那种感觉棒极了，轻装前进，如同恺撒渡过卢比孔河。X光机用沉寂宣告：我是一个未曾金属化的生物，不管这种状态为时多么短暂。

我觉得掌握了自己身体的主权，那种感觉很难准确描述。我只能说，小时候，我有一个特别沉重的大书包，走到哪儿都背着它，里面装着我所有的书。如果我背着包的时间太久，终于把它放下来时，我就会感觉自己快要飘起来了。

十秒钟之后，我发觉我的肺如同傍晚的花朵，好像要收缩起来似的。我赶紧在机器旁边灰色的椅子上坐下，努力调整呼吸，我咳得像咯咯作响的阵雨，感觉难受极了，直到最后我终于又插好了鼻管。

即使插好鼻管之后也还是很痛。疼痛一直存在，它把我往自己体内拉扯、拖曳，要求被感觉到。当身外世界里的什么东西需要我的评论或者注意时，我总感觉好像是突然从疼痛中被叫醒。妈妈担心地看着我，她刚说了句什么。她说的是什么来着？然后我想起来了。她问我出了什么事。

“没事。”我说。

“阿姆斯特丹！”她低声嚷道。

我微笑起来，也说道：“阿姆斯特丹。”她伸出手，把我拉起来。

我们在预定登机时间前一个小时来到登机口。“兰卡斯特太太，您真是个守时的人，令人难忘。”奥古斯塔斯说着，坐在我身边，候机区基本上没什么人。

“嗯，严格来讲我并不很忙，所以容易做到。”她说。

“你够忙了。”我对她说，尽管我觉得妈妈主要的职责就是照顾我。当然了，当我爸的妻子是另一个职责，因为爸爸对于很多事都有点儿不太在行，比如理财、做饭、请管道工，除了在莫里斯房地产有限公司上班之外的事情，他全一窍不通。不过我妈最主要的职责还是照顾我。她活下去的主要理由和我活下去的主要理由全然纠缠在一起，像一团乱麻。

登机口附近的座位逐渐开始有人了，奥古斯塔斯说：“出发之前我要去买个汉堡，要不要帮你买什么？”

“不用了。”我说，“不过我真的欣赏你拒绝屈服于早餐方面的社会习俗。”

他稍微歪歪头，困惑地看着我。“海蓁刚就炒鸡蛋被孤立和边缘化的问题产生了疑问。”妈妈帮我解释。

“炒鸡蛋和早晨有根本上的联系吗？我们居然都轻率地接受了，这种敷衍了事的人生态度简直令人尴尬。”

“我想深入讨论这点，”奥古斯塔斯说，“不过现在我快饿死了。马上回来。”

二十分钟后奥古斯塔斯还没回来。我问妈妈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她从那本难看的杂志上抬起头来，只说了一句：“他可能只是去洗手间了吧。”

一个登机口的工作人员过来把我的氧气瓶拆掉，换上飞机上专用的。那位女士跪在我面前操作的时候，大家都看着我，为了掩饰尴尬，我给奥古斯塔斯发了个短信。

他没回复。妈妈似乎并不担心，但我的脑子里浮现出各种对阿姆斯特丹之行构成毁灭性打击的命运转折（拘捕，受伤，精神崩溃），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觉得胸口有什么东西出了问题，无关癌症。

验票台后面的女士宣布，需要额外时间的人士可以开始提前登机了，候机区的每一个人都直截了当地朝我看过来。就在这时，我看到奥古斯塔斯一瘸一拐飞快地朝我们走来，单手拿着麦当劳的袋子，背包挂在一边肩膀上。

“你去哪儿了？”我问。

“排队排得超级长，抱歉。”他说着伸手拉我起来，我接受了，我们肩并肩走到登机口去提前登机。

我可以感觉到每个人都看着我们，猜测着我们有什么病，会不会死，还有我妈妈真是个英雄母亲，如此种种。有时候我觉得这是患了癌症之后最糟糕的一点：有形有质、咄咄逼人的疾病证据将你和他人分隔开来。我们是他者，不可调和。而当我们三个走进空荡荡的机舱时，这一点再明显不过了。空中乘务员满怀同情地向我们点头，示意我们的座位在靠后的地方。我们三个人坐一排，我在中间，奥古斯塔斯靠窗，妈妈靠走道。我有点被妈妈包围的感觉，于是往奥古斯塔斯那边挪了挪。我们的座位正好在飞机翅膀后面。他打开袋子，打开汉堡包的包装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