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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啊啊啊啊,从我的车里出去!”我关上音响。

“这是你妈妈的车,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他说,“况且,车门没锁。”

“哦,我的天哪!下车,出去,否则我要报警了。老头,你到底有什么毛病啊?”

“但愿我只有一个毛病。”他沉思般地自言自语道,“我这回单纯是为了道歉来的。你先前说我是个依赖酒精过活的可怜小人,这话说得对。我只有一个认识的人,而她愿意和我共处只是因为我花钱雇她陪伴我——更糟的是,从那之后她就辞职了,让我成为一个罕见的连靠贿赂也贿赂不来陪伴的人。这全是事实,海蓁,所有这一切,而且还不止这些呢。”

“好吧。”我说。假如他不是醉得口齿不清,这番话还能显得更动人些。

“你让我想起安娜。”

“我让很多人想起很多人。”我答道,“我真的得走了。”

“那就开车吧。”他说。

“你下车。”

“不下。你让我想起了安娜。”他又说一遍。一秒钟之后,我开始倒车。我赶不走他,那也不必硬赶。我要开车去格斯家,格斯的爸妈会把他赶走的。

“想必,”范·豪滕说,“你应当很熟悉安童涅塔·缪吧。”

“嗯,不熟。”我说着打开音响,闹哄哄的瑞典嘻哈乐响了起来,但范·豪滕并不放弃,用压过音乐的高声嚷嚷道:

“她是教会追封的真福者,可能很快就要被教宗封为圣人——那她就是非殉道者里被封圣品的年纪最小的一个了。她得的癌和年轻的沃特斯先生是同一种,骨肉瘤,右腿截肢了。那种痛苦令人难以忍受。早慧的安童涅塔·缪六岁时死于这种极度痛苦的癌症,临死之前她对父亲说:‘痛苦就像布,来得扎实才有用。’这是真的吗,海蓁?”

我没有直接看他,而是通过反光镜看着他的身影。“不,”我在音乐声中大吼,“那些全是胡扯。”

“可难道你不希望这是真的?”他跟我对吼,我关了音乐。“我很抱歉毁了你们的阿姆斯特丹之行。你们太年轻了,你们——”他说不下去了,好像他理所应当地有权为格斯痛哭一场似的。范·豪滕不过是无数根本不了解他的哀悼者之一,他的纪念墙上又一首来得太迟的挽歌。

“你没有毁掉我们的旅行,你这个自命不凡的老家伙。我们的旅行棒极了。”

“我尽力了,”他说,“我尽力了,我发誓。”直到这时候,我才约莫觉察到:可能彼得·范·豪滕自己也经历过亲人过世的折磨。我想起了他写到得癌的孩子时那种坦诚。在阿姆斯特丹的时候,他根本没法跟我说话,除了问我一句我是不是故意打扮得跟安娜一样。他在我和奥古斯塔斯面前活脱脱是个浑蛋,他刚才那个疼痛的问题——极端的痛苦与其价值的关系。他坐在后排喝酒,一个喝了许多年的老人。我想起一个统计数据——我倒宁可自己不知道为好:半数的婚姻在孩子死亡后一年内终结。我回头看看范·豪滕。这会儿我们正路过大学,我把车靠向路边,在一排停着的车后面停下,问道:“你曾有孩子过世?”

“我女儿。”他说,“她那时八岁。出色地经受了痛苦,不过永远不会被教会封为真福者。”

“她得的是白血病?”我问,他点点头,“跟安娜一样。”

“跟安娜非常相像,的确。”

“你结婚了?”

“没有。嗯,她死的那个时候我没结婚。那时我是个让人无法忍受的讨厌鬼——我们失去她之前。伤痛不会改变一个人,海蓁。它只会让人显出本性。”

“你和她住在一起吗?”

“不,原本没住一起。不过最后,我们带她去了纽约,我当时住的地方,去经受一系列实验的折磨,那些实验增加了她生活的痛苦,却没能延长她活着的时间。”

一秒钟后,我说:“那么,可以这么说,你给了她第二次生命,让她有机会长大,活到十几岁。”

“我想这应当是个公道的评价。”他说,然后飞快地补充,“我猜你知道菲利帕·富特的‘电车难题’思想实验吧?”

“然后我出现在你家,打扮得就像你希望她能活着长大后的样子,于是你,怎么说呢,被惊呆了。”

“有一辆失控的电车沿着轨道飞速行驶。”他说。

“我对你那愚蠢的思想实验一点儿不感兴趣。”我说。

“事实上,是菲利帕·富特的实验。”

“嗯,同样不感兴趣。”

“她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他说,“我不得不告诉她,她活不长了。来我们家帮助她的社工说,我必须告诉她实话,我必须告诉她,她快死了,所以我告诉她了,我说她会去天堂。她问我我去不去,我说我去不了,现在还去不了。但最终会去吧?她问。于是我向她保证,没错,当然,很快就去。我告诉她,在我去之前,我们为她找了一个非常棒的家庭,会在天上照顾她。她问我,我什么时候去,我说很快——二十二年前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