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堕落的快乐（第2/4页）

承认失败、结束了这段恋爱之后，他返回俄国，发现一直饱受肺结核折磨的妻子已经奄奄一息。当时他的哥哥米哈伊尔主办的一家杂志陷入困境，正在竭力争取获得许可，创办一家新的杂志，但是失败接踵而来。尽管最后他终于获得许可，但又苦于资金不够，因此，《时代》1月份该出的一期杂志，到3月份才得以出版。杂志没有多少人订阅，版面也非常糟糕。

在这种窘迫、失控的处境下，《时代》杂志刊载了《地下室手记》。结果，整个俄国连一篇评论文章都没有。

《地下室手记》最初被人们看做是一篇评论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初是想写一部批判作品，主要针对的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发表于一年前的《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这本书在西化、现代化的年轻一代里有大批拥趸，与其说它是一部小说，还不如说它是宣扬实证主义启蒙乐观论调的教科书。20世纪70年代中，这本书被翻译成土耳其语在伊斯坦布尔出版。新作的序言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了严厉批判，把他称为黑暗、落后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这则序言反映了土耳其年轻的亲苏共产主义者们孩子气的决定论和乌托邦式的幻想，因此我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愤恨，就仿佛是从我自己心里蹦出来似的，非常真实。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愤怒，并不仅仅是为了简单表达他对西方主义或欧洲式思维的反对。他所痛恨的，是经由第二手传入他们国家的欧洲思想。他气恼的，不是欧洲思想的光耀智慧、新颖独到或是乌托邦倾向，而是有些人只为了一点轻浅的快乐，就舞弄着欧洲思想。他痛恨看到俄国知识分子紧抓着刚从欧洲传来的思想，自以为知道全世界的秘密。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还认为自己知道自己国家的内幕。他无法忍受这个伟大妄想带给这帮人的幸福。陀思妥耶夫斯基争执的对象不是那些俄国青年，这些人读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书，并利用他，进而炮制出一种粗糙、稚嫩、二手的“决定论辩证法”。真正让他饱受困扰的，是有人称颂这种欧洲新哲学，并总能让自己戴上迅速成功的光环。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欢指责西化的俄国知识分子脱离人民，但我却将他的这种做法当做一种逃避。要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一种思想，最重要的不是其逻辑性，而是它应当“没有获得成功”；不是其具有可信性，而是它应当触及某种不公正现象。对19世纪60年代在俄国宣扬傅立叶决定论乌托邦思想的西化自由分子以及现代化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怀有极大的愤慨。在这种表象之后，让他真正怒火填膺的，是这些人在他们思想的聚光灯下洋洋自得，是他们毫无羞耻、顺理成章地享受着成功。

到这里，问题甚至变得更加晦涩，更加混乱了。在面临选择西方还是东方，选择本土特点还是欧洲风格而颇费思量的地方，这样的问题总会存在。因为，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厌恶西方自由主义者和物质主义者，他却接受了他们的道理。让我们记住，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伴随着这些思想成长的。他接受过现代教育和训练，具备成为工程师的素质。西方思想塑造了他的头脑，此外他一无所知。我们可以假设：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希望用另一种方式来说理，想求助于另一种更加“俄国式”的逻辑，可惜他没有选择接受这种类型的教育。在其晚年，他在写《卡拉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时，他开始对俄国东正教神秘主义产生兴趣。从他在这之后所做的笔记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对这些主题知之甚少。（不过，我仍然喜欢他摆出实用主义姿态，责怪自己“脱离了人民”。）根据同样的思想线索，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应该不会有错：陀思妥耶夫斯基接受了所有来自欧洲的思想，他自己关于个人主义的观点就源出于此。他知道欧洲思想一定会传遍俄国，而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反对这一思想。但是请让我重申，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反对的不是西方思想的内容，而是其必要性，其合理性。他痛恨他们国家的现代化知识分子，因为这些人利用欧洲思想来确立自己的重要地位，正是这一点助长了他们的傲慢。让我们别忘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词典里，傲慢是最严重的罪。他把“傲慢”这个词只作为贬义词使用。在《时间》杂志上发表的《冬天里的夏日印象》（Winter Notes of Summer Impressions），曾按时间顺序记载了两年前他的第一次欧洲之旅。在这本书里，他把西方所有的邪恶（个人主义、迷恋财富，以及资产阶级的物质主义）与自负和傲慢联系在一起。在一次怒火发作时，他曾声称，英国的牧师是些既富有又傲慢的家伙。还有一次，他描述了法国人常常一家子自负地手挽手走在街上，并不无嘲弄地称之为民族劣根性。八十年之后，萨特在《恶心》（Nausea）里从这种独特的观察角度出发，完成了对整个世界的刻画。可以说，这是一部用地下室人的灵魂写成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