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 我的第一本护照和几次欧洲之行（第2/4页）

我再也没用过这本护照，即便那上面写着“欧委会成员国”的字样。它成了我第一次欧洲冒险失败的纪念品。我回国的决心非常坚定。等我再次离开土耳其时，又一个二十四年过去了。我年少时对那些有护照、能去欧洲以及更远处旅行的人，总是充满了崇拜和向往。但尽管我也有很多机会可以出国，我却始终坚信，我的命运应该就是坐在伊斯坦布尔的某个角落里，一心一意把自己交给书本。我希望，有朝一日某些书能使我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某些书则可以让我成名。在那些日子里，我相信自己可以通过对欧洲最伟大的作品进行深思，来更好地了解欧洲。

最终，是我自己的书促使我申请了第二本护照。我多年来闭门不出，已经把自己变成了一位作家。现在，有人邀请我去土耳其人的政治避难所——德国作巡回演讲。据说，有些人很喜欢听我朗诵自己那些还未译成德语的作品。我申请护照时，曾带着幸福的希望，以为自己可以认识德国的土耳其裔读者。但也正是这些旅途，使我开始由身份证件联想到了身份危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种危机还会让很多其他人饱受折磨。

这里，我很想讲一个关于身份的故事。那是1980年代及其稍后的一段时间，我又坐在那些总是在梦中出现、出奇准时的德国火车上。火车从一座城市飞速开往另一座城市，一路上经过黑暗的森林、远处村庄里教堂的钟楼，还有站台上陷入沉思的旅客。每到终点站时，我的土耳其主人都会来接我。不论有任何的不足之处，哪怕是我没有注意到的，他都会向我道歉。带我去城市观光时，他会告诉我，某某某有望出席晚上的活动。

我很喜欢回想朗诵的情景：参加者有政治避难者及其家人、教师、半德国血统半土耳其血统的年轻人。这些人希望多了解土耳其的知识分子生活。每一次聚会的参加者，还会有几个土耳其工人和德国人。后者认为，对土耳其的东西产生浓厚兴趣总是好事。

在每个城市的每一次朗诵，其情景都如出一辙。我朗诵完自己的作品后，总会有某个愤怒的青年举起手来，示意要发言。随后，他就开始对我大加嘲讽，说我竟敢写些空洞的书，谈论抽象美，而土耳其却仍然处于压迫和苦难之中。我虽然对这些苛刻的言辞予以反驳，但是，那些话还是激起了我心里的负罪感。在愤怒的青年之后发言的，一般会是某位女性，她有着强烈的愿望想要为我辩护，并激动地浑身发抖。她的提问，多半和我作品中的对称，或者一些其他类似的精巧之处有关。接下来是一些宽泛的问题，主要问及我对土耳其、政治、将来，还有人生意义所抱的希望。我就像一位年轻热切的作家该做的那样，回答了这些问题。有时候，有人会借此大做一些充满政治术语的讲演，当然其目的不是要非难我，而是针对听众中的某些人和事。而后，邀请我来赴会的社团领导人还会告诉我，某某演讲者来自哪个左翼派别。他们还会进一步跟我解释，演讲者希望那些小分裂组织的成员从他的发言里获取怎样的意义。很多年轻人要求与我分享我成功的秘密，从他们那兴奋的程度，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德国的土耳其人和土耳其国内的人相比，并不把追求生活的雄心壮志当做什么可耻的事。然后，有人突然会问：“你怎么看德国的土耳其人？”这样的问题来自于他们破碎的梦想。有人还会问：“你为什么不多写一点爱？”这类问题则牵涉了我的梦想。这时，大厅里的八九十个人有的开始微笑，有的开始嗤嗤窃笑，于是我知道，听我说话的这群人彼此都认识，即使不能算关系亲密，那他们至少也知道对方。当朗诵会在温暖、友好的气氛中结束时，一位年长的先生会对我大加赞美，然后就向一位半土耳其半德国血统的青年投去警告的目光，此人在后排和不少类似青年在大声傻笑。这位老先生可能是位快要退休的老师，为这些青年的利益着想，他接着骄傲但却令人失望地作了一个民族主义讲演。主要是讲土耳其——他们的祖国——有些如何如何优秀的作家，以及为什么通过读这些作家来了解祖国的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老先生的美妙言辞，却越发让这些青年们大笑不止。

可见，这些关于身份的谈话以及关于民族性的无休止的问题，只不过增添了一种家庭气氛而已。朗诵结束之后，组织者往往会带我和另外十到十五个人出去用餐。一般都是去土耳其餐馆。就算不是在土耳其餐馆，我在桌上被问的那些问题、其他人之间说起的笑话，以及他们提到的话题，也很快就会给我一种印象：我仍然在土耳其。其实，我谈论文学的兴趣，远比谈论土耳其要大，所以我觉得很沮丧。后来我还认识到，即使我们表面上在谈论文学，但我们真正在讨论的，似乎还是土耳其。文学、书籍、小说都只是借口而已，借此可以谈论，或者逃避令人烦扰的不确定自我，而这种自我的不确定性就是我们沉重不幸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