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 我的第一本护照和几次欧洲之行（第3/4页）

在这些以及后来的所有旅程中，我常常观察那些来听我朗诵的人。那时，我的作品已在德国出名。在他们脸上，我似乎永远能看到一种心不在焉，他们总是对土耳其性和德国性这类问题更感兴趣。因为我的作品有部分内容涉及东西方的矛盾，因为我这个作家探讨了东西方矛盾造成的优柔寡断和犹豫不决，所以，我的听众们（那些被寓言性的文学游戏弄得不能正常思考的人）认为，我一定和他们一样为身份问题所困惑，对黑暗面很有兴趣，而实际上我并不是这样。他们会花上一小时引导我对那些问题畅所欲言，然后悄悄地退到土耳其裔德国人的秘密角落里，开始无休止地争论在何种程度上他们算是德国人或者土耳其人。而我仅仅是一个土耳其人，不是土耳其裔德国人，所以我开始感到了孤独。我以自己的方式觉察到，这屋里给人一种不幸感。

这是不幸吗，或者说它是宝贵财富的来源吗？我无法断定。不管这些人是多么充满热情，多么真诚；不管这些人如何解释那些引起我们焦虑的梦想和恐惧。这种谈话总让我感到绝望，觉得人生没有意义。

现在，让我用最喜欢的等级表来解释这个问题。我坐在那些桌子旁边，听着别人的讨论越来越激烈，而夜晚则在慢慢地流逝。但我注意到，他们对土耳其性和德国性的程度，在判断上有量的差别，我同桌的土耳其裔德国人要求我承认这种差别。在这些不同程度的差别里，有些人认为完全变成德国人很重要。当然，这是说如果真有这种可能的话。这种人对有关土耳其的一切记忆，都采取回避态度，有时甚至还称自己为德国人。我们不妨给这些人赋值为10。而对那些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不愿意淡化其土耳其性的人，我们给其赋值为1。这类人虽然生活在德国，却以土耳其人的生活方式为自豪。桌边还坐着一些人，介于两个极端之间。他们又分为好几类。有些人总是梦想着有一天要回到土耳其，但是在度假时，他们却会选择去意大利。有些人拒绝在斋月进行斋戒，但每天晚上仍然看土耳其的电视节目。还有少数人，即便对德国人怀有很深的怨恨情绪，却依然与土耳其人朋友越来越疏远。对这些人所作的选择，或者更确切地说，对他们发过的誓言稍加思考，这些选择底下隐藏的东西便会昭然若揭：害怕受人羞辱，未曾满足的欲望、痛苦，还有孤独。

但是，最让我吃惊的，是那种绝对和狂热的信念。有了它，任何人都可以捍卫自己所属等级的正当性，而摒弃其他的等级。正是这种绝对和狂热的信念让我觉得，不管坐在桌旁的那些人在我的等级表上处于哪个位置，自己似乎总是在观看神秘的同一幕反复上演。因此，对于一个在等级表上赋值为5的人来说，如果他认为，他的惟一道路就是既做德国人又做土耳其人的话，那还不够充分。他应该追击所有那些赋值为4、思想封闭、落后的人，还有所有那些与自己的真实身份切断了联系、赋值为7或8的人。夜已深了。可是这些人还不满足于仅仅将与自己对应的土耳其性和德国性抬升至最佳程度，他们还用火热的腔调宣布，自己的土耳其性和德国性是一种信仰，它无比神圣，不容置疑。

这让我想到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的开篇名句，大意是，所有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但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其不幸。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民族主义者以及对身份执迷追求的人。幸福的民族主义者常常要表达对国旗的热爱，或者庆祝本国在足球比赛和国际竞赛中获得胜利。这种民族主义者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但是，当国别差异不是庆祝的理由时，民族主义就会出现可怕的变种。我们的护照就说明了这个道理，他们有时会给我们带来喜悦，有时则会带来痛苦。至于护照引起我们身份质疑的种种惨痛，任何两人都不会有相同的经历。

1959年，我和哥哥站在日内瓦一所学校的操场里，手拉着手，隔着一大段距离，羡慕地观看其他的小孩在嬉闹，玩耍。后来，我们带着自己的护照，被送回了土耳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成千上万的小孩来到德国定居，有人有护照，有人没护照。这些人，都注定要陷入一种更深沉的绝望。从我第一次见到他们，距今已经过去了十或十五年。现在，这些人试图用德国护照来减轻他们的痛苦，他们几乎可以肯定自己都能获准得到护照。也许知道护照可以减轻悲痛，是件好事，哪怕只能减少一点，都是好事。这护照是一种证明，记录了别人对我们的成见和判断。但是我们的护照都一样，不会让我们无视这样的事实：每个个体都为自己的身份、欲望和悲痛所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