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阅读小说时我们的意识在做什么 （第3/6页）

我们沉浸在小说中的时候，我们的意识在紧张地工作，但并不像安娜那样。她在开往圣彼得堡的、顶着白雪的、嘈杂的火车上看书，心中却另有所想。我们不断巡逡于景观、树林、人物、人物思想以及他们触摸过的物品之间——从物品，到物品引发的记忆，到别的人物，再到一般的思想。我们的意识和感知在猛烈地运转，全神贯注，风驰电掣，同时还执行着许许多多的操作。但是我们许多人甚至并不知道自己在执行这些操作，就像司机在开车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在挂挡、踩刹车、小心翼翼地转方向盘，同时也遵守着许多规则，阅读并理解着各种道路标志，判断着交通状况。

上述关于司机驾驶的类比对读者和小说家同样有效。有些小说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采用的技巧。他们率性地写作，仿佛在执行一个完全自然的行为，并不知道脑海中运行的种种操作和估算，不知道他们事实上正在使用小说艺术赋予他们的各种齿轮、刹车器和挂挡杆。让我们用“天真的”一词来形容这种心智类型，这类小说家和读者——他们根本不关心写作和阅读活动的人为层面。另外，我们还可以用“反思的”一词以形容正好相反的心智类型：换言之，那些读者和作家明知文本的人为性，明知文本不等于现实，但却一样沉迷其中，他们关注小说写作的方法以及阅读小说时意识活动的方式。作为小说家，就要同时掌握天真的与反思的艺术。

或者说， 既是天真的， 也是“感伤的”。弗雷德里希·席勒在其著名论文《论天真的诗和感伤的诗》（über naive und sentimentalische Dichtung，1795— 1796）中首次提出了这对术语。在席勒的论述中，德语“sentimentalisch ”形容那种沉郁而又痛苦的现代诗人，他已经丧失了孩提的天真和秉性，这与英语对应词“sentimental ”的意思不尽相同。不过，我们不用纠缠于具体意思。实际上，席勒受劳伦斯·斯特恩《感伤的旅行》的启发，从英语借用了该词。（席勒充满敬意地把斯特恩加入天真的孩提般天才的行列，其中还包括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甚至丢勒。）我们只需要知道，席勒使用该词表示那种偏离了自然的简朴与力量，过分沉迷于自我的情绪和思想的意识状态。我从年轻时起就非常喜爱席勒的这篇论文，在此我打算探寻对该文更深刻的理解，通过该文阐明我自己关于小说艺术的思想（我一直在这么做），并且做到精确的表述（恰如我现在努力要实现的）。托马斯·曼认为席勒的著名论文是“德语最优雅的文章”。席勒把诗人分为两类：天真的与感伤的。天真的诗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实际上，他们就像自然——平静、无情而又睿智。他们率真地写诗，几乎不假思索，不会顾虑其文字的理智的或伦理的后果，也不会理睬别人的评论。相比于同时代的诗人，他们认为诗就是自然赋予的一个有机的印象，这印象从未离开他们心田。天真的诗人是自然造化的一部分，诗从自然造化而来自发地流入天真诗人的笔端。诗不是诗人思考出来的，不是诗人处心积虑创作的成果，不需要表现于某种既定的格律之中，也无需不断的修改和自我批判；诗应该不加反思地就流出笔端，诗甚至可能是获得了自然、神或者其他某种力量的启示。宣扬这种浪漫主义观念的还有英国诗人柯勒律治。他是德国浪漫派的忠实追随者，在1816年《忽必烈汗》一诗的序言中，他明确表达了上述思想。（我的小说《雪》主人公诗人卡，就是在柯勒律治和席勒的影响下创作诗的，并且同样坚持天真诗的观念。）每次阅读席勒的论文总会激起我无比的敬佩之情。他所说的天真诗人拥有一个决定性的秉性，我希望特别加以强调：天真诗人毫不怀疑自己的言语、词汇和诗行能够描绘普遍景观，他能够再现普遍景观，能够恰当并彻底地描述并揭示世界的意义——因为这个意义对他来说既非遥不可及，也非深藏不露。

在另一方面，席勒认为，“感伤的”（多情的、反思的）诗人至少在一个方面可以说是忐忑不安的：他不确定他的词语是否涵盖了真实，是否可以达到真实，不知道他的表述是否传达了他追求的意义。因此，他极度关注自己写的诗，关注所使用的方法和技巧以及自己努力运用的策略。天真诗人并不详细区分他所感知的世界与世界自身，但是，感伤——反思性的现代诗人质疑自己感知到的一切事物，甚至质疑自己的感觉本身。当他把自己的感知铸入诗行的时候，他会考虑许多教育的、伦理的与理智的原则。

对那些愿意思考艺术、文学与生活之间关系的人来说，席勒的这篇我认为非常有趣的、著名的论文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源泉。我年轻时一遍又一遍地读它，思考它所提供的事例、评论的诗人，以及率性创作和在理智的帮助下有自我意识的努力创作之间的种种差异。我阅读这篇论文，当然也会反思作为小说家的我自己以及我在写小说时体验到的各种情绪。我想起自己在从事小说创作之前作画的感受。从七岁到二十二岁，我在画画时一直梦想着有一天成为一名画家，但是我的画作从没有摆脱天真气，后来我就放弃了绘画，也许是在我明白了这一点之后。也是在那时候，我想为什么席勒将艺术和文学称作最普遍意义上的“诗”。在本系列讲座中，我还将思考同样的问题，以遵循诺顿讲座的精神和传统。席勒的这篇内容丰富、引人深思的文章将会伴我思索小说的艺术，让我想起自己年轻时的创作之路如何谨慎地在“天真”与“感伤”之间徘徊。席勒的论文不只是关于诗的，或者仅仅是关于普遍的艺术和文学的，在某些地方其实是关于人性类型的哲学文本。这些内容直指戏剧和哲学的顶峰，我喜欢阅读字里行间的个人思想和观点。席勒说：“人性有两种不同类型。”意思是说，根据日耳曼文学史，“那些天真者如歌德，那些感伤者如我自己！”席勒嫉妒歌德，不仅因为歌德的诗歌禀赋，而且也因为歌德自信，不假他求，宁静雍容，不矫揉造作，有贵族气派；因为歌德不费雕琢就可以倾吐伟大灿烂的思想；因为他有能力表现自我；因为他的简约、谦逊和天才；还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这一切，恰似一个孩童之所为。相反地，席勒本人则多思和理智，文学创作活动更为纠结和痛苦，清醒知道自己的文学方法，对这些方法的可靠性持怀疑态度——并且感到这些态度和特点更为“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