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博物馆和小说（第6/6页）

我们参观博物馆，欣赏一些绘画和远古器物；而后在周末的时候，我们浏览报纸上关于展览的评论，猜想馆长选择物品背后的政治因素。为什么选择了一幅画而没有选择另一幅画？为什么其他作品只能靠边站？困扰博物馆和小说的麻烦，并因而在二者之间创造了一种亲缘关系，就是再现的问题及其政治后果。这个问题在读者群较小、相对贫困的非西方国家尤为明显。

为了带大家进入这个话题，我要谈到一个相反的例子和我自己的一个偏见。与其他国家的作家相比，美国的小说家们在面对社会的和政治的限制时，可以几乎无所顾忌地写作。他们理所当然地设定一个稳定的文学读者群具有的财富和教育水平，对于要描绘什么人和事物也很少会感到内心的冲突，而且—常常是这种状况的负面效应—他们也体验不到为谁而写，为什么目的而写，为什么写等问题引发的焦虑。尽管在这方面我的感觉并不像席勒嫉妒天真的歌德那么强烈，但我也确实嫉妒无所顾忌的美国小说家们，嫉妒他们写作时的自信和轻松—简言之，就是他们的天真。这是我的个人偏见：我相信，这种天真源自作家和读者共同认识到他们属于同一阶级和社会，源自西方作家写作不是为了再现任何他人，而仅是为了满足自我这一事实。

相比之下，在世界相对贫困的非西方地区（包括我的祖国土耳其），再现谁、再现什么的问题对文学和小说家们来说可能是一场噩梦。明显的原因是，在非西方的贫困国家里，作家主要来自上层阶级。他们运用西方式的小说体裁，他们认同和涉及的是社会的另一个部分，他们的读者群相对有限，这些因素加剧了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当谈到作品的解释和接受时，小说家们表现得极为敏感，而不仅仅是表现出每一位小说家内在都具有的自豪感，而且他们的反应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我在土耳其三十五年的写作岁月中，见识过每一种反应态度，从极度的自豪到极度的自弃。我认为，这些反应并不是土耳其小说家们独有的—它们源自在读者群相对较小的非西方国家中小说家们承受的不可避免的精神创伤。

这些反应的第一点是作家对读者极度屈尊迁就的态度—尽管从未见面，也从未考虑在内—以及因为自己的小说无人能读这一事实而实际上感到的自豪。这些小说家们以现代主义的文学原则保护自己，通过描写自己的世界，而不是认同他者，取得成功。民族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道德家们把这些小说家们纳入自己的队伍，以让他们知道他们与主流文化有分歧。

第二类的小说家努力成为社会和民族的组成部分。他们渴望得到读者的喜爱，乐于发表社会批评，并且因教化民众而感到满足，这些情感赋予小说家们写作的能量和力量、描写的快乐以及观察一切事物的决心。这些有归属感、再现现实的作家与第一类作家相比，可以更为成功地创造“一面沿途携带的镜子”—这是司汤达用以形容小说的隐喻。

我以上作了一个简化说明，以提供一个鸟瞰式的概观。真实的情况当然远为多样而复杂。为了阐明问题纠缠而矛盾的特性，让我来告诉你们一个我自己的故事。

为了准备写作《雪》，我曾多次前往土耳其东北部的卡尔斯市。从表面上看，这部小说在我所有作品中是最具政治性的。好心的卡尔斯人得知我将叙述他们，总是十分主动、直言不讳地回答我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我的许多问题有关贫穷、腐败、生意欺诈、贿赂和肮脏—这座城市有许多社会和政治问题，怨恨与不满经常导致暴力行为。每一个人都会告诉我，谁是坏蛋，并且要求我把他们写进作品。我会一连几天手持麦克风，在街道上走访，记录这座城市及其居民骇人听闻的故事。此后，我的朋友们会将我带到汽车站，每一次说再见的时候，他们都会嘱咐我同样的话：“帕慕克先生，现在请不要再写任何有关我们或有关卡尔斯的负面东西，好吗？”他们微笑着和我告别，笑容里没有一丝讽刺的意味—于是我就陷入沉思，像所有小说家一样，在记录真相的冲动与渴望被喜爱的心情之间犹豫不决。

我过去认为，摆脱这种困境的出路在于培养那种席勒在歌德作品中观察到的天真性，而这种天真性我曾由于自己的偏见将之加于美国的小说家们。但是，我也知道，如果要在生活中面对那些在痛苦的汪洋里奄奄一息的人们，他们把痛心的体验当做其身份的一部分，并且学会忍受这些苦难，面对这一切而想要保持天真是多么困难。我终于明白了，我写卡尔斯不能仅仅为了自我满足。数年之后，如今我认为，也许正是由于不能纯粹为了愉悦而写作，所以我创办了一座博物馆，以寻求属于我自己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