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中心（第2/6页）

随着小说家建构小说并反问自己中心在何处，他开始感到作品也许有一个完全与他的意图对立的整体意义。有一个例子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1870年7月，在规划并创作《群魔》一年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遭受了多次癫痫发作。同年8月，在写给侄女索菲亚·伊万诺娃的信中，他描述了癫痫发作导致的后果：“我重新恢复工作，猛然间看到了麻烦所在，看到了我在哪里犯了一个错误—随之，一个新的规划似乎自发而来，通过灵感呈现出其所有部分。一切内容都必须彻底改变。我没有片刻犹豫，立即销毁了已经写的一切，从第一页重新开始。一整年的工作成果就这样被抹去了。”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第四卷《神奇岁月》中，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k）提醒读者，这位俄国小说家在信中像往常一样言过其实。多亏了这个新规划，陀思妥耶夫斯基得以把他的小说从一个单维的平面人物故事，转化为一部出色的政治小说，但是他其实只重写了一部分—他在前一年里所写的240页中的40页。

小说中的许多东西还保持原样，包括其主题和大部分文本。是的，得到改变的是小说的中心。

我称之为中心的所在，这个我们小说家直觉感知到的处所是如此重要，即使我们只是在想像中将之更改，也会感到小说的每一个句子和每一页内容都已经改变，并且获得了完全不同的意义。小说的中心像一种光，光源尽管模糊难定，但却可以照亮整座森林—每一棵树、每一条小径、我们经过的开阔地、我们前往的林中空地、多刺的灌木丛以及最幽暗、最难穿越的次生林。只有感到中心的存在，我们才能前行。例如，V.S. 奈保尔在自传体作品《发现中心》的序言中指出，他的“叙述如何陷入流沙，停滞不前”，因为“它没有中心”。即使身处黑暗，我们也向前推进，满心希望我们将很快看到这种光。

写作和阅读小说都需要我们将所有来自生活、来自我们想像的材料—我们个人世界的主题、故事、主人公和细节—融入这种光，融入这个中心。中心位置的模糊绝不是一件坏事；相反，这是我们读者需要的一种属性，因为如果中心过于明显，光线过于强烈，小说的意义将直接被揭示出来，阅读行为就成了单调的重复。阅读类型小说—科幻小说、犯罪小说、时代幻想、传奇小说—我们从没有问过自己博尔赫斯在阅读《白鲸》时曾经提出的问题：什么是真实的主题？哪里是中心？这些小说的中心就在我们从前阅读同类小说时曾经发现它的地方。不同的只是冒险过程、周围景色、主要人物和谋杀犯。在类型小说里，叙述必须以结构化方式暗示的内在主题在不同作品之间都保持一致。除了少数创造性作家的作品，如史坦尼斯劳·莱姆（Stanislaw Lem）和菲利普·K. 迪克（Philip K. Dick）的科幻小说，派翠西亚·海史密斯（Patricia Highsmith）的惊悚小说和谋杀迷案，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的间谍小说，类型小说不会激发我们任何寻找中心的冲动。正因为如此，这些小说的作者每隔几页就会添加一个新的悬疑和计谋。在另一方面，因为我们由于不断追问有关生活意义的根本问题而弄得筋疲力尽，看类型小说会让我们感到舒适和安全。

实际上，我们阅读这些小说是为了享受居家的宁静与安全，因为家中每一件熟悉的东西都在其惯常的位置。我们选择文学小说、小说杰作，在其中寻求或许会给生活赋予意义的教导和智慧，因为我们在世界里缺乏居家的感觉。为了获得居家感，如席勒所做的，我们需要在心理状态和文学形式之间建立一种关系。现代人需要并阅读小说，为了在世界中体验居家感，因为他和所在宇宙的关系已经遭到破坏—在这个意义上，他已经实现了从天真性到感伤性的转变。由于心理的原因，我在年轻时感到一种强烈的需要，要阅读小说以及形而上学、哲学和宗教的著作。我绝不会忘记我在二十几岁看过的小说，那时候我狂热地探寻小说的中心，仿佛事关生死。不仅因为我在追寻生活的意义，而且因为我在创造并精炼我的世界观、我的道德敏感性，我在应用各种洞见，而这些洞见由我搜罗自诸如托尔斯泰、司汤达、普鲁斯特、托马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伍尔芙等大师的小说。

有些小说家在开始写小说时并没有详细规划，他们知道小说中心是在创作的过程中逐渐呈现出来的。在发现并完善中心的过程中，他们决定何者多余，何者不足；哪部分太短，哪部分太长；哪个人物还显得肤浅，哪个人物则可有可无。他们修改时还会精心弥补细节。有时候，他们写了数千页，却无法确定中心。在决定小说的总体形态之前，他们也许会死去，把这一任务留给那些热切的编辑和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