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诗与真（第2/2页）

《维特》中维特也怀着酸楚、凄凉和忧伤的心情在信中写了离别前的那次类似的谈话。

归途中，歌德顺道到女作家索菲·冯·拉洛歇伯爵夫人在埃伦布赖特施泰因的乡村别墅小住。伯爵夫人的女儿玛克西米莉安娜又使他萌生了新的情愫。这位姑娘的一双乌黑的眸子一直深深地印在诗人心里，直到他生命的晚年。

回到法兰克福以后，旧情未了，一连串新的刺激又灼伤了诗人的心：他亲爱的妹妹出嫁了，随丈夫去了巴登的埃门丁根；玛克西米莉安娜成了富商彼得·勃伦塔诺的妻子；绿蒂和凯斯特纳的婚礼也没有如约通知歌德；韦茨拉尔公使馆的秘书卡尔·威廉·耶鲁撒冷因单恋友人之妻而自杀的噩耗更让他心碎，也使他"找到了《维特》的情节"。歌德自己记述了他构思和创作《维特》时的内部和外部氛围：在内心方面，我想摆脱一切陌生的倾向和思想，对外界则以爱的态度来观察一切事物，自人类以至可以理解的下级的东西，任其各显神通。由此便发生与自然界的各个对象的不可思议的亲密关系与自然全体的默契和共鸣，因此外界每发生一种变动，无论是住所地方的迁换也好，时日季节的流转也好，或任何一种的推移也好，都触动到我的心的最深处。诗人的眼更添上画家的眼，美丽的乡村风景又有宜人的小河点缀其间，加深我的独处之癖，以及使我更得以冷静地从各方面玩味和考察我周围的事物。

生活的体验和创作冲动都有了，一切条件皆已具备，现在歌德要通过文字来倾吐自己的痛苦、感受和对使人窒息的社会的愤懑：

与友人的妻子不幸的恋爱而导致的耶鲁撒冷之死，把我突然从梦中撼醒。我不只静观冥想，我与他共同的遭遇是什么，而且把现在恰好碰到的使我热情沸腾、焦灼不安的同样的事加以观察，因此，我禁不住把正要动笔来写的作品灌上炽烈的热情，以至诗的情景与实际的情景的差别丝毫不能分辨出来。

于是，歌德闭门谢客，集中精力，奋笔疾书，不用写作提纲，只用四个星期的时间，《维特》就一气呵成。

确如歌德所说，《维特》中的许多情节真假难辨，这样的例子随处都是，如同小说中一样，夏绿蒂在母亲去世后也担负起操持家务和照看弟妹的任务；歌德２３岁生日（１７７２年８月２８日）那天绿蒂和凯斯特纳送给他的礼物真是粉红色的蝴蝶结和荷马诗集，只是小说中把时间改成１７７１年；同小说中的情节相似，歌德在加本海姆确实认识一位长得相当标致的女人，并常常接济她的三个孩子；耶鲁撒冷自杀前也是假托外出旅行，让仆人向凯斯特纳借的手枪，如同小说中维特遣仆人向阿尔贝特借枪一样歌德自己、夏绿蒂、凯斯特纳、耶鲁撒冷、玛克西米莉安娜等人都是小说中人物的原型，只是有时稍作改动而已，如以蓝眼睛的夏绿蒂为原型塑造出来的绿蒂换上了玛克西米莉安娜的乌黑的眸子，以玛克西米莉安娜为原型刻画的冯·Ｂ小姐则换了夏绿蒂的蓝眼睛。对于歌德把现实化为诗这一点，凯斯特纳也看得很清楚：

在《维特》的上篇，维特就是歌德自己。在绿蒂和阿尔贝特身上，他借用了我们我妻子和我的一些特点，但是作了一些改动；另外一些人物至少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为了下篇，为了给维特的死作铺垫，他在上篇中虚构了一些东西加了进去，比如说绿蒂既没有同歌德，也没有同任何人有过像小说里所描写的那种相当亲密的关系。由于许多次要情景太逼真、太熟悉了，人家必然会往我们身上去想，为此我们对他很恼火此外，在维特身上有歌德自己的许多性格和思维方式。绿蒂的肖像总体上是我妻子的形象。阿尔贝特要是写得稍为热情一点就好了下篇跟我们毫不相干。那里的维特是青年耶鲁撒冷，阿尔贝特是普法尔茨公使馆的秘书，绿蒂是这位秘书的夫人小说中的人物对这三个人来说绝大部分是虚构的耶鲁撒冷确实给我写过那张小说中提到的便条，出于礼貌，我未加考虑就把手枪借给了他关于耶鲁撒冷的故事我觉得很奇怪，所以就尽可能加以详细了解，并设法记了下来，寄给了法兰克福的歌德；后来歌德在《维特》中用了这份材料，并随心所欲地加了些东西进去歌德这样做绝非出于恶意；他对同我夫人和我的关系非常珍视

由此可见，歌德在塑造《维特》中的人物形象时，并没有照搬自己的生活经历，而是采取了典型化的手法，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让人觉得"诗"也是"真"，"真"也是"诗"。这正是歌德高明之处，他深谙艺术创作之道。生活的素材一旦演绎成小说，就包容了作者的社会理想和审美情趣，并赋予了它时代的精神，作品也就比生活更高了。因此，《维特》不是歌德的自传，维特不等于歌德，也不等于歌德加耶鲁撒冷。维特、绿蒂等人物形象已经成为文学画廊中不朽的肖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