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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发走访客之后，霍加大发雷霆。我认为，他由于和其他人拥有同样的感觉或者故意装出这么一种样子而感到的安宁已不复存在了。为了给他最后一击，我说，那些不怕瘟疫的人和这家伙一样蠢。他开始担心了，却还称自己也不怕瘟疫。无论理由是什么，我认为他是衷心这么说的。他极度烦躁，手足无措，并且不断重复最近被他遗忘的“笨蛋”这一口头语。黑夜来临后，他点亮灯火，把灯放在桌子中央，要我和他一起坐下。我们必须写点什么。

就像为了度过无尽无止的冬夜而看相的两个单身汉一样，我们面对面坐在桌旁，在面前的白纸上划拉着一些东西。我觉得我们真是可笑！早上，读着霍加所写的他的“梦”时，我发现他甚至比我还可笑。他仿照我的梦也写了一个，但从他隐藏的每一件事中都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杜撰出来的梦：他说我们是兄弟！他把自己打扮成了哥哥的角色，而我则乖乖地听着他的科学演说。隔天早上我们吃着早餐时，他问我如何看待街坊邻居们说我们是双胞胎的闲话。这个问题让我高兴，却并没有满足我的自尊心。我没说什么。两天后，他在半夜叫醒我，告诉我刚才真的做了他写过的那个梦。或许是真的，但不知为何，我并没在意。隔天晚上，他向我坦白，他害怕死于瘟疫。

成天关在屋子里，我感到枯燥乏味，黄昏时我出门到了街上。在一个花园里，孩子们都爬上了树，把五颜六色的鞋子都脱在了地上；在水泉边排队打水的长舌妇们不再因为我经过而闭口不语了；市场、集市满是购物的人；街上有推搡打架的，有些人忙着劝架，有些人则在一旁看好戏。我试着说服自己，传染病已自行消失，但一看见从贝亚泽特清真寺院落里一具接着一具抬出的棺木，我的神经立刻就绷紧了，心慌意乱地迅速返回了家中。刚走进自己的房间，霍加便喊道：“你过来看一下这个。”他衣衫的扣子都开着，指着肚脐下方一个红色小肿块说：“这里到处都是蚊虫。”我上前端详。那是个略微肿起的小红点，像大蚊虫的叮咬痕迹。但他为什么要给我看这个？我不敢再靠近了。“是蚊虫咬伤，”霍加说，“不是吗？”他用指尖摸了摸这个肿块，“要不就是跳蚤咬的？”我沉默不语，没有说自己从未见过这样的跳蚤咬痕。

我找借口在花园里待到了日落。我知道自己不该再待在这个家里，但想不出有什么其他地方可去。而且那个斑点看起来真的很像蚊虫咬伤，不像瘟疫的淋巴肿块那么明显和大面积。但是不久，我又想到了另外一件事：可能因为正漫步在花园里迅速变绿的草丛之间，我觉得那个红斑似乎会在两天内肿起，像花朵一样绽放，胀裂流脓，使霍加痛苦地死去。我想这应该是出没在夜间的一种热带昆虫，但却怎么也记不起这种幽灵般的生物叫什么名字。

坐下吃晚餐时，霍加努力装做情绪高昂，开开玩笑，戏弄戏弄我，但这种情绪没能维持多久。我们安安静静地吃完了晚餐，夜幕在无风的宁静中降临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霍加说：“我烦死了，太郁闷了，我们坐在桌边写点什么吧。”显然惟有如此他才能打发时间。

但是，他写不出来。当我舒心畅怀地写着时，他只是无所事事地坐着，用眼角看着我。“你在写什么？”我把自己写下的东西念给他听。那是结束第一年的工程学学习后的一段往事：一放假，我就归心似箭，搭上一匹马拉着的马车急匆匆地返回了家乡。但是，我也非常喜欢我的学校和我的同学，假期中，当我独自坐在河边看着带回家的书时，我是那么的想念他们。经过短暂的沉默，霍加突然像吐露秘密般地悄声问道：“在那里，人们是否总是生活得这样快乐？”我以为他一问出口就会后悔，可是他仍带着一种孩子般的好奇心看着我。我也和他一样悄声回答说：“我那时是很快乐！”他的脸庞闪过一抹羡慕的神情，但却不是令人害怕的那种。他扭扭捏捏地说出了自己的故事。

他说当他住在埃迪尔奈时，他才十二岁，有一段时间他经常和母亲、妹妹一起到贝亚泽特清真寺的医院去探望患有胃病的外祖父。早上，他的母亲将还不会走路的弟弟托给邻居，带着霍加、他的妹妹，拿着事先准备好的一锅布丁，一起出门。他们沿着有白杨树遮荫的路走着，路途不远，但却有趣。外祖父常常讲故事给他们听。霍加喜欢这些故事，更喜欢医院，因此他常常会跑开，在医院里四处遛达。有一次，他在灯笼光照射下的大拱形门下听着为精神病患者演奏的音乐，那里还有水声——流水的声音。然后，他又漫步走进其他房间，里面有着奇形怪状、五颜六色、闪耀着光芒的瓶瓶罐罐。有一次，他迷了路，就放声哭了起来，于是人们带着他走遍了医院的每一个房间，直到找到他的外祖父阿布杜拉先生。他的母亲有时会哭泣，有时则和女儿一起听父亲讲故事。然后，他们带着外祖父交还的空锅，离开医院。回家的路上，母亲会给他们买哈尔瓦糕，并小声说：“趁别人还没看见，我们赶快吃掉它吧。”他们三人会去河边白杨树底下的一个秘密地方，趁别人没看见，一边在水里晃着脚丫子，一边吃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