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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无线电设下陷阱之后，娜塔莉和索尔领着副警长走上山。沿着南面的山坡上行六十码，有一棵倒地的小松树。他们将副警长铐在松树树干上。两棵树倒在一起，更大那棵的树干压在一块四英尺高的大石块上。繁茂的树枝盖住了石头，为他们提供了绝佳的掩护，以及观察下方空地的良好视角。

“待这儿别动。”索尔说，“我返回车上拿针管和戊巴比妥，然后把他的步枪从野马车上取走。”

“可是索尔，他们来了！”娜塔莉说，“海恩斯来了。用麻醉飞镖吧！”

“那种药的效果不太满意。”索尔说，“上次我们被迫在你身上使用的时候，你的脉搏实在太快了。如果这家伙有心脏病，他或许会撑不住。我马上回来。”

娜塔莉蹲在大石块后面。索尔朝野马车跑去，消失在厢式货车里。

“小妞，”副警长用嘶哑的声音说，“你遇上大麻烦了。打开我的手铐，给我枪，兴许你可以保住一条命。”

“闭嘴！”娜塔莉低吼道。索尔带着副警长的步枪和蓝色小背包跑上山坡。她听到远处传来直升机的隆隆声，越来越响。她并不害怕，只是激动得要命。娜塔莉将副警长的手枪放在地上，解除了索尔给她的那把柯尔特自动手枪的保险，练习射击。她双手持枪，放在面前平坦的石头上，瞄准后门打开的厢式货车，尽管她知道那里已经超出了手枪的有效射程。

索尔拨开树枝和枯死的针叶时，直升机刚刚从他们背后的山脊呼啸而过。他蹲下来，喘着粗气，将一瓶麻醉剂吸入针管。被注射的时候，副警长咒骂着抗议，挣扎了一会儿就昏睡过去。索尔脱下帽兜和眼镜。直升机又绕飞了一圈，这次更低了，索尔和娜塔莉在厚密的树枝下拥抱在一起。

索尔将背包里的东西倒出来，把红白相间的盒子里的铜壳子弹一发发装填进副警长的步枪。“娜塔莉，抱歉在做这件事之前没有同你商量。我不能错失这次机会——海恩斯简直是送上门来的。”

“嘿，没事儿。”娜塔莉说。她激动得动来动去，一会儿单膝跪地，一会儿蹲着，一会儿又双膝跪地。她舔了舔嘴唇：“索尔，这很有趣。”

索尔看着她。

“我是说，我知道这很可怕，但同时也令人兴奋。我们要干掉这个人，离开这儿，然后……噢！”

索尔紧紧地抓住她的肩。他将步枪靠在石头上，把右手放在她的另一只肩上。“娜塔莉，”他说，“这一刻，我们身体里全是肾上腺素。这是很令人兴奋，但这不是电视。枪战结束之后，演员不会站起来去喝茶。头几分钟就会有人受伤。这同交通事故一样，没什么好兴奋的。你要做的是集中精力，让别人去遭遇事故吧。”

娜塔莉点点头。

直升机绕了最后一圈，短暂消失在南面的山脊背后，然后带着一团尘土和松针降落在空地上。娜塔莉紧贴着地面，肩靠在石头上。索尔俯卧着，步枪靠在肩膀上。

索尔闻到了被太阳炙烤的泥土和松针的味道，不禁回忆起了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地点。1944年10月，从索比堡逃出来之后，他加入了猫头鹰森林里一个叫“奇尔”的犹太游击队。十二月，在成为游击队医生的助手和勤务兵之前，索尔分到了一支步枪，被安排去站岗。

那是个寒冷和晴朗的夜晚，满月下的雪地上呈现出一层淡蓝。突然，一个德国士兵跌跌撞撞地闯进索尔埋伏的空地。那名士兵还只是个孩子，没有戴头盔，也没有佩步枪。他的手上和耳朵上都包裹着破布，苍白的脸上都是冻伤。索尔从他所属部队的标志立刻判断出，他是一个逃兵。上一周，苏联红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进攻。虽然还有十周德国国防军才会被彻底打败，但这个孩子同成百上千人一样，加入了溃败的行列。

关于如何对付单个的德国逃兵，奇尔游击队队长耶切尔·格林斯潘下达过具体的指示：射杀他们，将尸体丢进河里，或者留在原地腐烂。没有必要在他们身上浪费审讯的时间。但有德国巡逻队经过的时候就不能开枪，以免暴露游击队的位置。这时候，哨兵就得改用匕首，或者直接放逃兵走。

索尔大声盘问起来。他本可以开枪的。他的战友隐藏在数百米之外的山洞里，这一带都没有德国兵活动的迹象。但他没有立刻开枪，而是选择了盘问。

那个男孩立刻跪在雪地里哭泣起来，用德语哀求索尔。索尔绕到金发男孩身后，古老的毛瑟枪枪口离男孩后脑勺不到三英尺。索尔想到了那个大坑，想到了被扔进大坑中的苍白尸体，想到了那个德国国防军士兵脸上的橡皮膏——他叼着烟休息，两只脚在恐怖的大坑上晃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