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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校将这个人格横扫开去。

索尔又上前两步。上校对他持续施加的精神强奸令他痛苦不已,就像眼睛里扎入了钢钉一样。

比克瑙集中营的黑暗牢房里,在即将被送去毒气室之前的那一晚,诗人伊茨哈克·卡茨内尔森向他十八岁的儿子和十几名拥抱在一起的囚犯朗读自己的诗。战前,伊茨哈克是波兰著名诗人,因为给孩子们谱写谐趣诗歌而闻名全国,他的每一首诗都在庆祝年轻的快乐。十八个月前,伊茨哈克最小的孩子——本杰明和本西翁——同他们的母亲在特雷布林卡集中营被杀害了。此刻,伊茨哈克正在用希伯来语念诗。在场的犹太人里,只有他的儿子听得懂这些诗句,所以承担了将其翻译成波兰语的责任。

我做了一个梦,

一个恐怖的梦:

我的族人都不在了,

一个都不剩!

我尖叫着醒来。

我的梦成真了:

噩梦里的一切都发生了,

发生在我的身上。

在念完诗后的寂静中,伊茨哈克的儿子蜷缩进冰冷的稻草之中。“等我长大了,”男孩喃喃道,“我也会写出伟大的诗来。”伊茨哈克揽住儿子瘦弱的肩膀,“你会的。”他说,然后开始哼唱一首旋律优美而缓慢的催眠曲。其他囚犯纷纷跟着唱起来,很快整座牢房都充斥着他们轻柔的哼唱。

上校用他钢铁般的意志轻轻一弹,伊茨哈克·卡茨内尔森的人格就灰飞烟灭了。索尔上前一步。

托尼·哈罗德目瞪口呆地发现,索尔·拉斯基朝威利走去的样子,就像在激流中逆流而上,或者在狂风中顶风而行。两人之间的战斗是无声无形的,但又像雷暴一样散发着威力;但每次无声的斗争结束后,犹太人都会抬起腿,往前迈出去,再把脚放下,就像一个学习走路的下身麻痹患者。就这样,这个衣衫褴褛、浑身血污的男人走过了六个方格,来到棋盘最后一排。就在这时,威利忽然从幻梦中醒来,朝汤姆·雷诺兹看去。那个金发的杀手伸出长而有力的手指,朝犹太人扑来。

三英里之外,“安托瓦内特号”发生了强烈爆炸,冲击波震碎了法式大门的几扇窗户,但威利和拉斯基都浑然未觉。哈罗德看见那三人缠斗在一起,雷诺兹扼住拉斯基的脖子,然后听见机场方向传来更多的爆炸声。哈罗德无比轻柔地将玛利亚·陈的头放在冰冷的地砖上,抚平她的头发,然后站起来,从三人身边缓缓走过。

索尔距离上校还有八英尺时,精神强奸突然停止了,就像有人突然关掉了充斥在天地之间的那种令人神经崩溃的疯狂噪声。索尔一个踉跄,差点儿摔倒在地。他重新掌控了自己的身体,就像重返童年居所的游子,带着几分胆怯,又带着几分悲哀,因为漫长的时间和遥远的距离已将他同他曾熟悉的环境区隔开来。

有那么几分钟——或者说几个世纪——索尔和上校几乎融为一体。在精神能量的剧烈冲突中,他在上校的思想里,上校也在他的思想里。索尔感到那个恶魔从自负变为心虚,从心虚又变为恐惧。上校意识到,他面对的不只是几个敌人,而是一支庞大的军队,由千千万万从他帮助挖掘的万人坑中爬起来的牺牲者组成,他们都在发出最后一次抗争的呐喊。

对这些与他共同战斗的人格,索尔自己也感到始料未及,甚至有些害怕。他们从阴影中接二连三地涌出来包围他,很快又被上校扫进阴影。其中有许多是他有意构建的——来自于对照片和资料,以及在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中收集到的信息——包括年轻的匈牙利圣歌队领唱者,华沙的最后一位犹太学者,在赎罪日自杀的来自特兰西瓦尼亚的少女,西奥多·赫兹尔【34】的在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中饿死的女儿,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被党卫军军官的妻子杀害的六岁女孩。但还有一些,他不记得自己构建过。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索尔忽然陷入了恐慌与无助之中,他怀疑犹太民族的集体记忆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进入了自己的大脑。数百小时的自我催眠和几个月的自我诱发的噩梦,都不足以达成这样的功效。

上校最后一个赶走的人格是十四岁的索尔·拉斯基自己。他无助地站在切姆诺集中营里,看着正往毒气室走去的父亲和弟弟约瑟夫的背影。只是这一次,在上校将他们驱散之前,索尔想起了之前未能想起一个细节:父亲转过身,将约瑟夫紧紧抱在臂弯里,用希伯来语大喊:“以色列啊,你要听!我的大儿子一定要活下来!”家人都死了,而自己独活下来,这是他此生最大的罪过。四十年来,索尔都在寻求宽宥。而现在,他从唯一可以赦免他的人的脸上看到了宽宥,那个人就是十四岁的索尔·拉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