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尼亚（第3/11页）

那是6月的某一天，负责出境旅行的警察分局里人山人海，这使我有充足的时间看等候室里的公告栏。其中的一个公告栏里贴着一些少年犯的照片，下面写着他们所犯的罪行——这三个年轻人是一起打人和偷窃案件的同犯。他们照片下方的文字几乎是一样的：某某，生于某某地方，无业，无犯罪记录，伙同某某，殴打某某公民并实施偷窃行为，被拘留等候审理。这段充满语法错误的话在每一张眉头紧锁的光头照下重复着，只有一个例外：最后一个年纪最小的十六岁少年，他的照片下不是仅写着“无业”，而是特别指出“无业吉卜赛人”。在1986年的警察局里！就在满墙宪法引文的旁边！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多边发展”的国家里，种族歧视或煽动这种歧视都是可以定罪的。

10月中旬，我在邮箱里发现了一封不可思议的通知，上面盖着内政部“特件”的印章——允许我旅行的许可证！然而，在兴奋之后，我开始备受焦虑不安的煎熬，我总感觉我的每一步都有人监视，那种悬而未决的状态让我觉得自己不过是当权者寻开心的玩物，这些人随时可以取消他们已经发出的许可证。

如果说祸不单行，那么偶尔好事也会蜂拥而至。就在几天后，我得知我的小说《在边缘》获得了作家工会颁发的一个奖，他们评出的是1984年出版的最佳图书。[6]

几年前，我公开发表文章，批评一篇发表在布加勒斯特共产党委员会一本民族主义“文化”周刊上的新法西斯社论，结果遭到了恶毒的攻击。所以，这次得奖的喜悦被心头的怀疑冲淡了几分。

11月，我乘火车到北方的故乡——苏西瓦去向父母做出游前的告别。与我同一车厢，就在我预订座位的对面，坐着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的乘客，除了一个公文包外他没有带其他行李。一路上他专心致志地读着报纸——他要如影随形地陪我到达目的地，也许还要跟到更远（“只是让你知道他们盯上你了”）。

整个城市到处都是巨型海报：苏西瓦文化节。第一天是音乐日，接着是雕塑日，然后是文学日、电影日、戏剧日等等。那些要和布加勒斯特来的明星进行对话的人是根据最近发明的“三明治制度”选出来的：为了故意造成混乱，把一个真正的作家和一个毫无才能的牛皮大王放在一组，把一个奉行机会主义的恶棍和一个广受尊敬的艺术家安排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合法的组合，顺利通过。

那是个寒冷阴沉的秋日，我想去杂货店看看有什么吃的可买。我一点不关心这个所谓的“文化”盛事。这是我度过青少年时代的城市，我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在出国前尽情地感受这里的生活。

可是，一个邻居拦住了我。他是当地的一名记者，他正要去参加那个文学活动，他坚持要我和他一起去。我很尴尬，他态度谦恭但分明有些责备地说我漠不关心，不仅不关心文学和政治活动，也不关心我过去的老朋友老同事，很明显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土气。他一副受伤的模样，我不幸地让了步。

我来到当地文化局局长的办公室时，那里已经汇集了党员积极分子和当地的记者，我更加局促不安。我胡子拉碴，面容疲惫，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身上穿着一件皱巴巴的汗衫，我像一个入侵者一样站在一群盛装出席节日庆典的男女之中。但是局长对我的不期而至显然感到很高兴，因为专题小组讨论（“当代罗马尼亚文学的传统和创新”）又增加了一个“著名小说家”。我表示反对，说我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海报上，说关于这个话题我没有什么可谈的，说我衣冠不整不适合出现在这种场合。但是，局长根本不听这些。一切都已经晚了。

很快“布加勒斯特作家”露面了。原来宣布的是七个人，到场的只有三人。实际上只有两个，听介绍，三个人中有一个是一家共青团报纸的记者。

一个诗人，一个批评家，一个小说家——小组讨论的理想组合。我们走上台坐下。观众有五十人，其中大部分是十岁到十五岁的孩子，还有大约十个当地学校的老师。事先已经说好，为了方便讨论，采用听众提问我们回答的方式。好几分钟过去了，还没有人鼓起勇气打破沉默，这给了我时间来观察那些在座位上坐立不安的孩子。他们穿着冬衣戴着皮帽，他们的老师也是同样的装束，因为会堂里显然没有暖气——其实这比当代罗马尼亚文学的状况更适合作为讨论的话题。

有个看上去像是奥地利女佣的老年妇女，穿着厚厚的军装式灰色大衣，一顶猎帽卖弄风情地斜戴在头上。她提出了第一个问题：“诺贝尔奖怎么了？为什么我们没有得到诺贝尔奖？为什么没有一个罗马尼亚作家得过诺贝尔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