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尼亚（第5/11页）

当我告诉在布加勒斯特的朋友我的这次遭遇时，他们和我一样气愤。但是社会主义文化和教育委员会却完全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苏西瓦事件：他们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来调查是谁僭越委员会的权威，给了我在会上发言的非法权利。

多年来，我已经非常了解那些从事“文化”工作的党的干部，他们一方面表现出愚蠢的胆怯，另一方面又极其残暴。和其他很多人一样，我不止一次地感觉到这一点。苏西瓦事件发生两个月后，我已经到了国外。当我得知社会主义文化和教育委员会因为“意识形态”原因，取消了作家工会最近颁发给我的作品《在边缘》的奖项，我仍然非常震惊。我经历的那些事又重新涌现在脑海里：和审查者的艰难斗争、对我进行恶意攻击的新闻宣传活动、飞机场的遭遇、苏西瓦的文化局，还有尤金·尤奈斯库回忆录里的那句话：“在军团组织、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当道的罗马尼亚，我看到恶魔般的残暴和根深蒂固的愚昧在我面前现身。”

这句话描写的情况仍然存在，只不过前几个字应该改一改。不是军团组织的罗马尼亚，而是社会主义的罗马尼亚。恶魔不再是资产阶级，而是国家安全局。

二

有一段时间，很多人都在讨论中欧的问题。人们讨论这样一个定义模糊的概念，不是出于一种狭隘的地域观念，而是要寻找一种彼此相容、互相合作的解决措施，从这一点上来说，欧洲这一地区的长远前景可能会非常令人瞩目。即使是在主题词尚未明确定义的情况下，人们已经在兴趣盎然地讨论着了。

在提摩西·加顿·阿什[11]的精彩之作《中欧存在吗？》（《纽约书评》，1986年10月9日）中，阿什分析了哈维尔[12]、米奇尼克[13]和康纳德[14]关于这个话题的观点，他发现他们的定义标准都是基于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而不是地理位置。（托马斯·马萨瑞克[15]对中欧的定义包括斯堪的纳维亚、波罗的海各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希腊和土耳其，但他把德国和奥地利排除在外，因为这两个国家分别认为欧洲的中心在柏林和维也纳。）

如果中欧的“成员资格”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精神概念，那么我们可以把那种“特别的怀疑主义”作为定义中欧的出发点——哈维尔在《对沉默的解剖》中所提到的“有一点神秘主义，有一点怀旧，常常是悲剧的，有的时候甚至是英雄主义的”。对于康纳德来说，中欧精神属于“理性的、人道主义的、民主的、怀疑主义的、宽容的”西方。哈维尔和康纳德的共同观点是要建立米奇尼克所呼吁的“文明社会”。

如果以上观点成立，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罗马尼亚属于中欧。不幸的是，罗马尼亚所奉行的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很多方面亵渎了欧洲标准。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这个国家不禁让人联想到北美的右翼独裁，还让人联想到影响至今的那个很久以前被称为巴尔干“落后时代”的暴虐和野蛮。

我痛苦地回想起音乐家乔治·艾奈斯库的话：“如果我们的政府和政治能和艺术保持同一水平的话，我们将是这个地球上最幸福的国家之一。”

怀疑主义一直是罗马尼亚人的特征，尤其表现在人们对政治和政治家的态度上，特别是听到政治斗争这种字眼时更是表示怀疑。

当代大小国家许多政治领导人的平庸，以及他们言语中表现出来的愚蠢只能增加人们的怀疑。最终，这种怀疑就会变成默然和鄙视。

充满灾难的民族历史，东西方交界处的地理位置，被比自己强大的利益团体所支配：这些也许都教会了罗马尼亚人谨小慎微。又能怎样呢？你必须生存下去。是成为一个宿命论者，还是训练出高度警觉的耳朵？或是赌博游戏？你的火暴脾气因为幽默变得有趣，由于善意变得温和。罗马尼亚人的善意是有名的，这种善意源于一种古老的来自天性的智慧，而不是因为某种意识形态，不论它是崇尚宗教的或是宣扬无神的。罗马尼亚人常常会后悔地甚至是负疚地说：“我们没有出过圣人。”或者他们会自我解嘲地说：“罗马尼亚人天生就是诗人。”

但是，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谨小慎微及对政治的怀疑态度并不一定会带来稳定的道德观。事不关己的态度不只会产生正面的后果，很不幸，最常见的后果往往是妥协和串通。重大原则如果不能切实落实，就会让人们对它丧失信心。神不知鬼不觉地，社会机制开始以那种古老“自然”的方法运作，官官相护、贪污腐败、阴谋诡计、妖言惑众、滥用职权、任人唯亲，足以让人触目惊心。在这样的情况下，原来正常的生活被推到了角落里，尘封在密码和符号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