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尼亚（第6/11页）

1986年曾有过一个报道，在南斯拉夫萨格勒布市的一个公园里，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在自发聚集的人群面前用哑剧做了一个抗议演讲（为了避免被控违反法律）。在场的观众似乎非常清楚地理解了他的意思。在罗马尼亚，这种为了应付国家机器残酷镇压的密码式沟通方式盛行一时，不仅仅是在私人关系中。只有内行才能懂得的符号系统——要暗示而不是明确表达——在任何个人或团体的交流中成为必不可少的工具。在被24小时的监督下，整个社会被分裂成虚伪的服从和虚伪的反抗。

审查制度残暴的不断干涉使得我的书也变成了影射的密码，除了那些明显描写日常平庸生活的文字外（虽然也还是用的密码），其他的恐怕只有最有经验的读者才能看懂。同胞的脸上开始出现的神秘标记，即眉毛旁边的那道疤痕，指的是各级统治集团使用过多的眨眼动作，这是他们相互约定的暗号。当然，在书里，这疤痕可以指各种隐蔽的习惯性的暗号——遍及全国的特征。

我参观过布加勒斯特的聋哑人协会。这个国家残疾人的悲惨境遇让我震惊：这是整个民族所面临的最大的社会和道德危机。当权者的不负责任也让我震惊，他们已经彻底丧失了理智和道德，竟然连这些受苦受难的少数人也不放过。布加勒斯特聋哑人的报纸在语言和版面安排上和《火星报》[16]或任何地方党报如出一辙。也许这份聋哑人的报纸叫《我们的生活》并不是偶然。

在过去的十年间，对当权者由来已久的不信任越来越深，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沟壑也日渐扩大。政治和政治家被视为愚蠢和卑劣的化身，一直被荒谬可笑的氛围笼罩着。

任何与政治有关的东西都是肮脏的，不仅是那些当权者，有时甚至还牵连到他们的反对者。那些从事任何一个帮派政治工作的人总是被人们怀疑在以所谓重要原则为名满足自己的个人动机。在这种情况下，难怪有头脑的人都会远离政治，甚至远离有关政治的讨论。由于人们不会公开表明自己远离政治的立场，他们只在特别的情况下表现积极，所以他们的这种非政治性姿态成为一种避难所，成为一种安全的逃避。

罗马尼亚经常被指责过于被动，这并不完全正确。当然，我们不能说罗马尼亚有革命的传统，但我们不应该忘记，没有任何一个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像她这样受到如此彻底的监管和残酷的压迫。

在近代罗马尼亚历史上，很少有令人瞩目的起义和反叛，这足以证明罗马尼亚缺乏革命传统。1907年的农民起义，二三十年代的工人罢工，都是因为人民难以忍受压迫而爆发的小暴动。大的叛乱也是有的。1977年的矿工罢工，1987年布拉索夫的抗议游行（原本是官方组织的大选游行，突然失去控制变成了针对官方的集体抗议），只是其中的一些例子。一些小型的冲突如果没有国外的支持或回应，也往往不了了之，它们很少有成功的机会。

集体暴动的自发性也同样出现在个人情绪的爆发中。我们应该注意到，在相对较少的罗马尼亚持异议者中，很多都是党员——这意味着至少在某些时间，在某些条件下，他们愿意接受现行的社会制度。

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之所以决心要与现行制度决裂是因为一时的愤怒。但是，他们会很快发现，他们孤立无援，他们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当一个人的绝望、痛苦和愤怒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时，他的勇气和尊严就会重新表现出来。但是对社会的不满往往局限于个人情绪的宣泄，很多年以来整个社会都缺少公开的讨论，很多年以来整个国家被简单的煽动性标语操纵着，被安全局这样的部门所控制。这难道就是为什么即使是最强烈的抗议也要临时改变措辞？

伟大的罗马尼亚剧作家卡拉迦利曾经描述过这种缺点：“我们都容易愤怒，但只有很少的人能够表达出来。”这句话说得很风趣，但却没有什么解释力。反对罗马尼亚政权的大多数努力为什么会消失在无计划、无组织的短时间爆发中，其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无法建立真正的社会对话。即使在恢复到一种比较民主的生活状态后，未来的罗马尼亚也可能会因为这段黑暗的恐怖时期而遭受痛苦。

在所有自称属于中欧的国家里，罗马尼亚可能最缺乏实行社会主义的才能。正是因为缺乏革命传统，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罗马尼亚才会处于这种灾难性的“非欧洲”状态，这看上去很矛盾，但却是真的。

1945年罗马尼亚共产党党员不足一千人。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这个假面舞会的最后阶段，也就是在共产党当权的四十多年后，已经很难在罗马尼亚找到一千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了。不幸的是，在这种情况下，齐奥塞斯库领导下的罗马尼亚共产党员人数多达四百万。按人均比例算来，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政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