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尼亚（第7/11页）

党员证只代表一种依附的证书，是众多个人档案中又一份可以证明一个人社会状态正常的东西，仅此而已。让一个党派如此迅速地扩充就相当于废除它。如果由党执掌的政权没有转入国家安全局手里，我们也许可以把这种壮大理解成是一种英明策略的果实。党员身份的好处完全是潜在的，这些好处取决于一个人利用机会的能力，也取决于他是否保全了自己的敏锐直觉。

这种情况可能会表现出怪异的悲喜交加的状态。例如，我们很难忘记1981年默塞·伊利亚德的《宗教信仰和思想的历史》在罗马尼亚出版引起的骚动。在一个官方宣扬无神主义的国家，在一个审查者们严格禁止出版任何与宗教相关文字的时期，这本书的标题让整个事件更加蹊跷。有一个众人皆知的事实让这个充满矛盾的事件变得近乎丑闻，那就是，伊利亚德在战前属于极端右翼，而战后他转向了“美帝国主义”。

这本书的发行量极小，这又增加了人们的兴奋：感兴趣的读者要抢着在书店里寻找“关系”，自然有很多人买不到这本书。事实上，这本书的发行量并不是那么小，后来甚至还有再版，但是绝大多数的书都通过统治集团的“特殊渠道”销售一空。获得一本《宗教信仰和思想的历史》成为那些自称是无神主义者、革命者和那些与所有叛徒及帝国主义者势不两立者的特权。

“如果我们的政府和政治能和艺术保持同一水平的话”，也许罗马尼亚人中就会少很多共产党员。近些年来，尽管申请入党已经成为一种常规行为，尽管党一直坚持不懈地强调和证明自己在作家工会中的领导地位（就像在所有其他组织里一样），作家中的党员比例降低到全国的平均线以下。这个比例在货真价实的作家中更低，所谓货真价实的作家，我指的是那些忠诚于自己的事业，保持着自己身份的作家，虽然他们的作品也是用密码文字写成的，但他们旗帜鲜明地反对齐奥塞斯库领导下的罗马尼亚政府和警察。所以，人们都充满敬意和信任地注视着这些正直而富有才华的作家和艺术家，即使是在他们沉默的时候。

1981年的最后一届作家工会会议是真正意义上的反叛[17]。作家们直言批评罗马尼亚瘫痪的文化生活，如果那些演讲被公之于众，人们至少会对作家们的勇气和坦诚感到惊愕。

“流落的欧洲人”——一个当代罗马尼亚小说家这样定义他的同胞（这让人想到博尔赫斯的“阿根廷人是被流放的欧洲人”）。但是罗马尼亚人一直有惊人的能力再生，找到在灾难之间不定的间隙里迅速复原的力量。在这种残酷野蛮的独裁统治下，罗马尼亚各种形式的生命、创造和反抗通过文化尽可能地保存了下来。

三

在不来梅接受文学奖的时候，保罗·策兰[18]强调他来自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一个到处是人和书籍的国家”。策兰指的是他少年时代生活的布科维纳，但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罗马尼亚。

保罗·策兰所生活的布科维纳是一个国际化地区，那里居住着罗马尼亚人、犹太人、德国人、波兰人和乌克兰人，四处洋溢着一种特殊的精神氛围。康斯坦丁·布朗库西[19]来自贫穷的奥尔泰尼亚，是一个有着“敏锐思想和精彩文字”的地方。乔治·艾奈斯库来自拥有田园景色的美丽的摩尔达维亚，那里被人们称为“罗马尼亚文化的摇篮”。反传统哲学家艾米尔·希奥兰出生在拉西纳里，那是特兰西瓦尼亚南部的一个典型的罗马尼亚小村庄，离德国人建立的锡比乌小镇不远，在锡比乌，人们可以明显感受到一种中欧氛围。尤金·尤奈斯库是布加勒斯特人，在这个讽刺和优雅共存的大都市里，悲惨被乔装成怪事，讥讽被解释为热情的玩笑。帕奈·伊斯特拉提[20]来自多瑙河上的一个港口，在这条河上，闪烁着充满自由和空间的海市蜃楼。罗马尼亚——各个民族组成的一个令人不安的混合体：来自炎热的杜布鲁亚的土耳其人和鞑靼人，来自巴纳的能干的自耕农，斯瓦比亚人在这里找到了安身之地，特兰西瓦尼亚的撒克逊人在这里与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进行了几百年的对话。

在写这些文字时，我的心头涌动着浓浓的乡愁。我想到了那个美丽的小渔村[21]，朋友们一起在那儿度假，与大海的亲密接触几乎让人忘却一年的伤悲；我想到了挪威的黑森林，在我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是它激起了我美妙的幻想；我想到了那个年轻的村妇，她冒着战火并顶着乌克兰大草原刺骨的寒风来拯救我们；我还想到了我的朋友们，对于他们来说，文学仍然是他们生活的支柱，是给他们指明方向的北极星；我也想到了那逝去的岁月，教给我很多东西的我的初恋和市图书馆，我母亲的新坟。我思念一切——人、书、痛苦、希望、叛逆——这一切为我们称为生活的那部分空间注入了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