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查者报告（第3/10页）

我让聋哑人协会组织符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党的精神，并把它放在小说的中心位置，我这样做绝不是偶然的。这是不是埃内斯托·萨巴托的小说《英雄和坟墓》中地下瞎子组织的“社会主义”版本？是的，但还有更多。

我在努力寻找一个隐喻，表现我们封闭而残缺的社会，表现内心难以释放的压力和痛苦，表现人们的沮丧和挫败感。我要创造另外一个现实，来表达我们实际的生活：无尽的队伍（为了面包、手套、肥皂、汽油和手纸）、可怕的医院、无处不在的告密者和夸夸其谈的骗术；寒冷、害怕、玩笑、默然、疲乏、恐怖，甚至我自己的痛苦；孤独的个体和群众；绝望、爱、恐惧、罪恶、脆弱、幻想和噩梦。

1985年春天，我激动地把《黑信封》的数百页痛苦文字汇总起来，因为我的书被列入下个年度的国家出版计划。我觉得有机会还是应该试一试。

11月底，出版社还没有从社会主义文化和教育委员会的阅读服务部得到任何答复。12月，答复来了。从编辑尴尬的表情我就知道，情况肯定不乐观。我没有看见审查者的报告。三十多年来，这些报告一直被视为国家机密。既然审查制度已经被“废除”了，那他们就更成为国家机密了。审查者的报告？新审查办公室的报告上没有任何签名，上面只记录着读者的身份证号码——当然，这是为了上级领导使用的方便。这些报告被小心地保管在“真理档案室”里。报告的结果被转达给（我猜想是口头地）出版社社长，作者永远不会知道，所以他也不可能和（不存在的）机构或（隐形的）审查者进行对话。

终于我收到了毛条校样，内容欠妥的章节和段落上被小心翼翼地做了一些记号，这些有问题的部分占了全文的百分之八十。我决定解读审查者的反对意见，但问题实在太多了，要想把文章做如此之大的变动简直不可能。被指出的问题从个别字眼（“购买食物的队伍”、“告密者”、“肉食”、“寒冷”、“咖啡”、“胸部”、“上帝”、“反犹太”、“独裁者”、“黑暗”、“同性恋”）到整个句子甚至整个段落。我只好放弃：我不知道该怎样和一个如此顽固而且充满恶意的审查者斗争。那部书稿被搁置在一边，作者和出版社都无能为力。

现在我感受到了写禁书的副作用，这部小说的一些节选本来已经被几家文学杂志选用，现在却突然被取消了，介绍我的文章也被删除。报刊杂志开始回避我这个越来越有嫌疑的名字。

我又重新通读我的毛条校样。我对文章进行“修改”，我这里改掉一段，那里删去一节。但这都是无用功！送“上去”，文稿又原封不动地退回到编辑和作者手上。我想，审查者大概是觉得我的“修改”过于肤浅虚伪。

在这样一个十字关口，作家必须做出一个艰难的抉择：要么是继续一步步顽强地斗争，尽量少让步但要通过必要的妥协让书得以出版；要么干脆放弃。

放弃的前提是心存别的希望：希望政局改变，希望书稿能在国外出版，希望书稿能由子孙后代出版。但是在1985年到1986年这个期间，政界改变的唯一希望是一个“生物方法”：等待得太久、拖延得太久的领袖之死。在一个戒备森严、任何与外国人的接触都被视为非法的时期，怎么可能把书稿送到国外去？谁又会出版这样一部冗长晦涩的小说，何况又是来自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民族？至于子孙后代，那不仅仅是个未知数，同时还是“国家财产”。你根本无法为这样一部审查办公室（还有安全局）已经了解得太多的文稿找到一个好的藏身之所。有些罗马尼亚人甚至相信，这个黑暗时期所有“真正的文学”都悄然躺在安全局的保险柜里。这个恐怖时期（官方媒体称之为“开明时期”）的历史学家非常有必要到浩大的秘密国家图书馆里搜寻被没收的文稿，这里所谓的图书馆其实就是安全局的储藏室、保险柜和地下室。

1986年年初，我的出版人踏出了寻求解决方案的第一步，他们用的是当权者用来对付人民的那一套：替代。

在当时极端恐怖的情况下，很少有出版社不顾审查制度的高压出版好书，尤其是让当权者不安的好书，我的出版人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这些本身就是著名作家的编辑们在坚持着进行无望的思想抵制。

我永远不会忘记1986年1月的那个早晨，我先陪着出版社社长来到花店。然后我们捧着一盆花到了某个人的家里，他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决定去寻求这个人的帮助，因为这样也许就可以挽救这本书，挽救书的作者。这是一个在审查行业阅历丰富又德高望重的人，他经常充当着“局外”读者的角色（顾问）。我的出版人想找一个精通审查制度的“替代”审查者。作为一个过去的审查者，他有足够的能力和威望提供一份让审查办公室可以接受的报告，但又不需要把（不存在的）审查办公室牵扯进来，而且由这个人签署的替代报告还可以让作者本人过目，这为摆脱僵局提供了机会。（这个专家的作用更加凸显了审查制度的欺骗性，这份报告通过一些花招和必要的修辞让作者和审查者可以共谋把书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