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查者报告（第7/10页）

·在讨论把流亡当作“移居”的另外一种形式时也要慎重，小说认为流亡的动机是因为渴望“自由”，寻求变化，摆脱可怕的常规和“束缚”。（“自由”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间接讨论贯穿全文。

日常生活中的负面现象：

下列章节和场景应该删改：

·（关于飞机和国家元首的描写，与本书探讨的问题无关）。

·（缩减关于精神病院里少年酗酒者的章节）。

·（关于“由于经济原因”缩短残疾人受教育时间的法律）。

·（聋哑人报纸的摘录；聋哑人协会成立的原则，即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他们的法律等）。

·（我们国家对阿拉伯学生的侮辱和偏见）。

·（多米尼克眼中的世界）。

·（宾馆里为大人物“安排”房间）。对医生的片面概括。应该加上一些正面的次要角色（为什么不是重要角色？）。目前只有一个场景是积极正面的：一群幼儿园孩子。即使是他们也被表现得像一群悲伤守旧的机器人（第91页）。

小说的以下部分应做调整：

·关于街道、泥泞、垃圾、黑暗、队伍、商品紧缺、疲倦而野蛮的人和混乱的描写）。

·（重复提及拥挤的交通系统，“乘客们要么抗争要么接受事实。我们的历史学家教导我们，抗争就是接受事实”）。

·（关于生存条件的评论：“工人阶级除了不幸，其他的一无所有”）。

·（对政治语言的嘲弄）。

·（外国人的行李被盗），（“本世纪的暴君”，对希特勒和斯大林没有做任何区分），（安全局），（关于狗的法律），（“残疾人年”），（“厌恶历史”），（玩笑、流言）。

读这样的报告我为什么会害怕？是因为第一次能够阅读一种我原本只能想象却从来看不见的“文字”吗？是因为它又唤起了我内心深处关于集中营和斯大林式恐怖统治的可怕回忆吗？还是因为它让我想起了流传在布加勒斯特的那些传言？我的作家朋友突然莫名地死去，一些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家被搜查，还有一个工程师的日记被偷看，在接受安全局调查的时候惨遭杀害。

我的极度兴奋让我变得鲁莽起来。那天下午我打电话到出版社社长的家里表达了我的惊愕和愤怒：“就这个东西吗？这就是用来挽救我的小说的东西吗？这就是那个神通广大的人答应给我们的‘帮助’吗？审查报告应该是讨论文学的专业评论，而现在这个东西却像是‘新式’警察的‘新式’胡言乱语！”

电话那头是长长的沉默。我意识到我太莽撞了。像我这样一个“可疑人物”的电话肯定会被监听，像出版社社长这样一个“官方”人物的电话也不例外。“这个读者的报告里提出一些建议，没有人强迫你一定要接受。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激动。”他非常平静地说着这些话，但话语中听得出他的尴尬和紧张。“明天你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趟，告诉我你到底怎么打算。”他非常严肃地说。

第二天早晨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见面，在场的还有这本书的编辑。社长的语气非常正式，他必须这样（我们三个人都认为房间的某个地方安装着安全局的窃听器），但是我还是按捺不住我的情绪。

在谈话的最后，社长还是表现出了瞬间的坦诚：“你要知道，任何一本书在出版之前，我们都会收到各种各样的报告甚至批评，有的时候比你看到的这些更加严重。如果我们每次都害怕会怎么样，那么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出版一本书……”

是的，我们都陷于同一困境中：如果不下定决心通过欺骗手段，如果不通过个人关系，什么也做不成，没有一本书可以逃过文字警察的魔爪出版。

和编辑一起，我又开始了迎合审查者的斗争，而内心却充满了不屑。

1986年4月，这本书又一次被转到审查办公室。我知道，这一次会有一个新的审查者来审读我的书。除了打印稿上用铅笔写的新按语外，紧接着又来了一个直接的指示（当然是由出版社口头转达的），要求我把有关聋哑人协会的细节删去，要求我修改亚努利这个人物（这个过去的革命者表现得像个聋哑人，在整部小说里没有说过一句话）和小说的结尾（结尾暗示，亚努利和女主角处于自杀的边缘）。这已经是我要进行的第三次修改。终于，最后一个审查者建议出版我的这本书。为了得到最终的批准，审查者要和文化部副部长进行一次半个小时的特殊面谈。这就是“问题”书稿出版必经的程序。

这本书终于在1986年的夏天面世了。出版社在审查办公室的压力下，要从他们出版的每本书上牟利，他们印刷了两万六千本。在我二十年的作家生涯里，我从来没有梦想过这么惊人的销量。人们很可能因为这本书被审查办公室延搁并且删改而萌生了好奇心。几天之后，这本书就销售一空。我的朋友安慰我，即使是以现在这种“替代品”的版本出现，这本书仍然保留了敏锐的批判和独特的文学性。1986年的秋天，一些重要的文学杂志上出现了一些书评，高度赞扬我的小说。1986年的12月，我离开了罗马尼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