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查者报告（第8/10页）

这份审查报告帮助我让我的书得以出版。审查者帮了忙，好朋友和不知名的敌人帮了忙，而独裁者用含糊政策代替了过去界限分明的老政策，实际上也用他的方式帮了我的忙。

在斯大林时代我的书不可能出版，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在新独裁统治下混乱而痛苦的时期（“开明时代”）。在黑暗中，在一个不断改变、可怕得令人窒息的环境里，我们的书挣扎着面世了。

看见新出版的书我高兴吗？它就像一个难产之后意外诞生的婴儿。我的残疾的孩子，虽然和想象的不一样，但仍然是属于我的。我们挣扎着生存的这个时代和社会像一根牢固而伤痕累累的纽带，把我和我的作品绑在一起。

对这份替代的审查报告也许不需多做评论。鉴于罗马尼亚过去和现在存在的欺骗性，我也许应该谈一谈我和安全局之间不多的接触。“作家处”一个优雅的年轻人给了我一支剑牌香烟（这种烟在罗马尼亚很少有人抽，它们经常在黑市上被当作一种货币）；他态度礼貌冷静，说话开诚布公。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他讨论着……福克纳。我必须承认，他对福克纳非常了解。这证明，最近的几十年里安全局非常成功地雇用了一些最好的大学毕业生。他很快告诉我，他读过我所有的书，而且都“看懂”了，他这样强调当然不会让我感到高兴。（“你以为，我没有看出十年前你写的那本书里关于皮埃洛·迪·科西莫[18]和‘狂欢节’的影射吗？”）我有点不知所措，我不安地找着话题。我感到困惑，就像一个聋哑人一样不知道自己生活在哪里，为什么生活。而他，却是如此轻松、冷静、有礼貌，如此善意而且乐于接受新鲜事物。在快要结束这场令人不舒服的谈话时，他不经意地问我是怎样看待文学杂志上那些争论的，对某些“团体”和“思想路线”有何见解，等等。不，他没有强迫，没有质问，也没有逼我坦白：只是一场狡猾的谈话。当我拒绝接受他邀请我再一次“友好的”会面时，他给了我一个嘲讽的、居高临下的微笑……

要想对这份审查报告做一个深入的评论，我本应该首先评论一下长期以来（差不多有四分之一个世纪）混乱而晦涩的文学作品，但那差不多就需要一本书的篇幅。但是即使是对审查报告做一个简要的评论，我也不应该忽略这份报告“宝贵的指示”，它对改正错误的坚定信念以及让迷途者改邪归正的“道德心”。这些奇怪的文章，尽管过于莽撞，有时甚至语无伦次，但还是可以被同化的，精明的审查者—老师这样耐心而乐观地劝导着。教育的目标从来就是这样的，提供建议，批评责备，威胁恫吓，找出错误，给予奖赏。这就是从出生开始就始终伴随着我们的教育制度——在家里、在学校里、在军队里、在教堂里、在婚姻里、在党内——直到我们死去，也许还要延续到更远。来自权威的“理智建议”满足了众多民众对安全和秩序的渴望，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国家倾注了太多的辛劳和希望。

艺术的功能不是为了肮脏而沉溺于表现肮脏，它的任务也不是仅仅表现人们的堕落，把白痴作为母亲们的象征，用驼背的傻子代表男人们的力量……艺术应该服务于一切崇高和美好的东西，鼓励自然和健康的东西。如果艺术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所有用于它身上的钱都是浪费。

这些至真至诚的话不是我的审查者说的（虽然任何一个地方的审查者都可能有这样的观点，包括我的）；不是引用杰西·赫尔姆斯[19]参议员的话，他一直担心国家对艺术的扶持会让淫秽和亵渎的东西从中获利；也不是已故的伊朗宗教领袖哈梅内依·霍梅尼说的，他曾经判决小说家萨尔曼·拉什迪死刑；这也不是美国人看到自己的国旗被当作展览会进口处的地毯时做出的合理反应。（确实，每个国家的人民从小就知道要尊重自己国家的国旗，可以烧毁或玷污敌国的国旗。）上面的这些话完全可能出自古今很多人之口，但实际上讲这些话的是阿道夫·希特勒，他在1935年9月纽伦堡的一次重要讲话中发表了上述这些观点。

在我发现了希特勒的这段话之后，由于某个非常私人的原因，我着迷般地不断重复着。从纳粹统治的孩提时代开始，我就是一个“被禁”的人。在经历了斯大林时代的噩梦后，紧接着是动荡不定的“缓和期”宣告失败，虽然自由对我来说非常迷茫，我对它的渴望却越来越强烈。时至今日，我仍然要问，我还可以享受多少自由和权利？

那份审查报告在我离开罗马尼亚之后痛苦的日子里一直陪伴着我。我重读着小说的原稿，与已经发表的那个替代品进行比较。被制度同化了吗？不，不论是否被删减，是否被更改，“他们”无法同化我的作品：我似乎还是胜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