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查者报告（第9/10页）

但是经过了增删改易，这本小说是否就能留存下去呢？我离开罗马尼亚之后，国内开始出现赞扬的声音，法国《世界报》也赞扬《黑信封》延续了卡夫卡的传统，但这些都不能减少我重读小说时心中的愤怒。我愤怒，不是因为出版的小说中删去了大量有关日常生活的负面描写，也不是因为很多章节的语气被“软化”。我愤怒，是因为那些密码式的文字所产生的歪曲作用，这些文字行文混乱，文体浮夸晦涩，通篇缺乏生气，而且表达拐弯抹角。即使我以为我愚弄并且打败了审查办公室的人们，他们还是通过拖延和遥控占了上风。结果，自以为注重艺术性的作家发现，书中的章节字句正是被他用来对付审查办公室（常常是带着胜利感）的那些伎俩糟蹋了。他问自己，这是不是就是作家面对自己尚未完成的大作时感受到的不满，或者，还不止这些……

一个作家朋友1990年1月21日从布加勒斯特写信给我：“我们过去四十年里写的那些文学作品，有多少能留传于世？它们利用了历史事实，有时甚至对事实视而不见，这样的文学不就是一些应景的只有短暂价值的东西吗？你知道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这些文学作品将成为历史的一些插曲，未来的人会觉得毫无意义，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根本无法理解。”

这个痛苦的问题让我想起同一时期我遭遇的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另一个朋友，一个住在巴黎的罗马尼亚文学评论家在一篇关于战后罗马尼亚文学的文章末尾提出的：“为了战胜独裁统治，它（罗马尼亚文学）寻找着力量，在没有了约束之后，它还能找到不让自己枯竭的力量吗？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但问题是要提出的。”[20]

和暴君斗争是要付出代价的，甚至是通过文学的方式。那些曾经付出过代价的人为了适应在民主社会里的生活有时会再一次付出代价，而且是不小的代价。这两种情况说明，不管困难有多大，人类总是执着于对自由的追求。

“自由是一种比约束力更为复杂微妙的东西。”托马斯·曼这样写道。在这个伟大的德国作家写下这句话的半个世纪之后，那些流亡的人重新验证了这句话的真理。这会不会在被刚刚解放的东欧人民那里得到再一次的验证呢？

多样的选择、激烈的竞争、困难和危险、市场严酷的规则、冒险的刺激、富有成效的（也许是被夸大的）民主制度所产生的无度和节制——这些只是自由社会的一些方面。

在汲取暴君的教训之后，我们开始汲取自由的教训。通过我们伤痕累累的命运，我们再一次认识到自由的价值，虽然自由的声音是多么微弱，通向自由的道路是多么曲折。

也许，尤其是那个时候。

于巴德学院

1990年春天

[1]托马斯·曼写给埃瑞克和克劳斯的信，1938年12月，《托马斯·曼书信集1889—1955》，理查德、克拉拉·温斯顿编辑翻译，纽约：艾尔弗莱德·A.诺普特，1971年，第290页。

[2]这是齐奥塞斯库最喜欢用而且被滥用的一个词语。

[3]在《波兰和匈牙利共产党的终结》（《纽约书评》，1989年6月15日，第6页）中，提莫西·加顿·艾西在写到波兰时，也提到了“当权者”：“几乎没有人可以想象，‘当权者’和‘社会’之间、雅鲁泽尔斯基和瓦文萨之间的巨大鸿沟能够被抹平。”

[4]曼致艾杜亚德·克罗地，1936年2月3日，《书信集》，第247页。

[5]曼致卡尔·克兰伊，1934年8月4日，《书信集》，第247页。

[6]“军团”是指罗马尼亚法西斯组织，如铁卫团。

[7]党的政治宣传用这个词来指斯大林时期。

[8]安东内斯库最初和铁卫团密切合作，后来由于铁卫团试图夺权，对其进行镇压。安东内斯库的右翼军事独裁持续到1944年，罗马尼亚签订了停战协定，站到了美英联军一边。

[9]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希腊内战。

[10]在齐奥塞斯库统治的最后几年里，当权者试图立法禁止在公寓里饲养家养动物。

[11]党的宣传部门拒绝承认“二战”前选民倾向右翼和法西斯运动。

[12]党的宣传部门经常夸大罗马尼亚战前和战争期间（实际上软弱无效）的反法西斯运动。

[13]在最后的十年中，为了赢得西方的同情，党确实努力美化罗马尼亚右派的形象，特别是它对少数民族的所谓人道主义态度。

[14]米哈伊·艾米内斯库和阿列克山德里均为罗马尼亚作家。他们的作品中有一些反犹太的文字。

[15]拉比·莫西斯是最后二十年中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他曾反对频繁发表一些古典及当代罗马尼亚作家的反犹太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