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伦敦（第4/8页）

我的秘书明天会在我回来之前到这儿来。我留了张便条，上面开列了我要她做的事情，尔后我拿了一本书，沏了一杯茶，坐在一张靠窗的扶手椅上。窗外是公园。一直以来，我都会把那些让人真正心烦的事情封存起来，不去想它们。但我过于兴奋，连书也看不进。向往已久的是去一趟乡村，与家人共进晚餐，在那里重续家庭的纽带。可是，我和一位医生进行一次典型的访谈。我应该感到沮丧。套用一句时尚的话来说，我是否已众叛亲离了呢？想也无济于事。再过半个小时，车子才能到。我有点忐忑不安起来。我站起身，在房间里来来回回了好几趟。如果坐得太久，我的膝盖就会酸痛。我念念不忘罗拉，她那张浓妆艳抹但看上去有些憔悴的老面庞，不挂一丝笑容，她穿着让人看着感到危险的高跟鞋大步向前；她风风火火，敏捷地钻进罗尔斯轿车中，这一切在我的脑子里萦绕。当我在壁炉和低靠背长沙发间的地毯上举步行走时，我难道是在与她一试高低？我向来认为上层社会豪奢的生活加上香烟会要了她的命。甚至在我们五十多岁时，我就那么认为了，可到了耄耋之年，她却焕发出一种如饥似渴、洞察一切的神情。她这位自命不凡的姐姐，总比我抢先一步，可是在那件最重要的事情上，我最终却要比她先行一步，尽管她会活到100岁的。我无法在有生之年公之与众。

这辆罗尔斯轿车肯定影响了我的情绪，因为晚来了十五分钟，令我大失所望。诸如此类的事情通常不会扰乱我的心情。这是一部满面尘土的小型计程车，后座盖着斑马条纹的尼龙人造毛。不过司机迈克尔倒是一位性格爽朗的西印度群岛小伙子。他帮我提箱子，还客气地替我把前排座位推移到了前面。我忍受不了我脑后支架上的扬声器中传来的吵闹的音乐声，他有些懊恼，但很快镇定了下来。此后，我们一路上相处不错，并且谈起了各自的家庭。他从不知道父亲是谁，母亲是米德尔塞克斯郡医院的医生，他自己从莱斯特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现在打算去伦敦经济学院撰写关于第三世界法律和贫困问题的博士论文。在我们从阴沉沉的西线行驶出伦敦的时候，他给我讲述了论文的概要：没有财产法，就没有资本，也就没有财富。

“律师在大发宏论呢，”我说，“你是在为自己兜揽生意。”

他礼貌地笑了笑，尽管他肯定觉得我傻里傻气的。这年头，想通过交谈、衣着或对于音乐的品位来推断人们的受教育水平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最保险的方法就是把任何一个你所遇见的人当成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

二十分钟后，我们没话可说了。当车到达高速公路时，引擎一直嗡嗡作响。这时我又睡着了，醒来时已到了乡间公路，感到额头绷紧地疼痛。我从手提包里取出了三片阿司匹林，嚼碎后硬着头皮吞了下去。我头脑，我记忆中的哪一部分在我睡觉时稍稍打击了我？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了。就在那时，就在那辆微型小车的后座上，我第一次尝到了绝望的滋味。用惶恐这个词可能太重，也许有那么一点幽闭恐怖症，也就是在衰败的过程中顿感一筹莫展，不见天日，畏畏缩缩。我拍了拍迈克尔的肩膀，要他放音乐。他以为我心地宽厚在迁就他，因为我们已快到目的地了，因此，他一口拒绝了，但我执意要他放，就这样，重重的贝斯拨弦的声音又响了起来，与此同时传来了一阵轻柔的男中音，它伴着童谣节奏，用加勒比海方言吟唱。时而又唱起操场上跳绳的叮当声，歌声帮了我大忙，给了我乐趣。尽管这曲调听起来充满了稚气，但我觉得它在宣泄某种可怖的情感。我没有要他翻译。

当我们拐入帝尔尼宾馆时，音乐还在演奏。自从上次来这儿参加艾米莉的葬礼后，已经有二十五年过去了。我首先发现公园的树不见了，我想大榆树恐怕遭受了病虫害，剩下的栎树也为高尔夫球场让道了。我们减慢了速度，让高尔夫球员和球童穿行。我禁不住把他们视为逾矩者。格蕾丝·特纳的旧平房周围的树林仍然还在。车子驶过最后一片山毛榉，大宅就映入眼帘。没什么可以怀恋的——这儿一直以来就是个丑陋的地方。但从远处看，它的外表突兀而没有遮拦。也许是为了保护墙面的缘故吧，常春藤被清得一干二净，它本可使正面深红颜色变得柔和。我们很快到达了第一座桥。我发现湖泊已不复存在。我们站在桥上，悬吊在一片茵茵草地的上方，正如你有时候在旧城壕中所见的情景。假如你不知道它往昔的风姿，你就会觉得它本身并不那么令人感到不舒服。过去，这里有莎草、鸭子和大鲤鱼，两个徒步旅行人在岛上的庙宇旁烤鱼，然后尽情地美餐了一顿。这一切也已成过眼烟云。如今，在那里放着一条长木凳和一只垃圾篓子。当然，小岛也已不是以前的小岛，今天的它已成了一长溜土墩，覆盖着平整的绿草，就像一座巨大的古冢、杜鹃和其他灌木丛生蔓滋。还有一石径，蜿蜒曲折，路边零零散散立着许多长凳和圆球形花园专用的路灯。我无暇猜测我在哪里坐下来安慰过年轻的罗拉·马歇尔女士，因为我们已经越过了第二座桥，并且慢慢驶进用柏油铺就的停车场。停车场足有房子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