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伦敦（第5/8页）

迈克尔帮我把箱子提到旧大厅的接待处。他们多此一举，把针形凸纹地毯铺在黑白相间的瓷砖地板上，真是异想天开。维瓦尔第的一曲《四季》正从隐蔽着的扬声器中发出汩汩之声。我觉得背景音乐总是那么令人厌烦，不过我从来都不在乎。高雅的花梨木书桌上放着一台电脑和一瓶花，两件盔甲威武地守候在两旁。一对交叉的戟和一件盾形纹罩嵌贴在镶板上，上方悬挂着一幅画像，它原来挂在餐厅里的，我祖父用它来表示我们光辉的家族史。我给了迈克尔小费，并衷心祝愿他一帆风顺，写好有关财产权和贫乏的博士论文。同时我还试图想撤回自己对律师所作的愚蠢评论。他祝我生日快乐，握了握我的手——他握得多么轻软，多么谦逊啊！然后他走了。桌后一位满脸庄重、身着职业装的小姐给了我钥匙，并告诉我以前的藏书室已被预定，供晚会专用。已经到的几位客人已出去散步了。酒会定在六点开始。搬运工会帮我把旅行箱拎上楼的。有电梯可供我方便使用。

那时虽然没人向我寒暄，我却感到释然于怀。在我成为主宾之前，我倒喜欢一个人独处。我乘电梯上了二楼，经过了几道玻璃防火门，沿着走廊往前走，脚踏在锃亮的地板上当当作响，这当当声多么耳熟。奇怪，卧室被标数后锁上了。当然，我的房间门号是七，这里面并没什么奥妙，但我想我已经猜出自己会睡在哪间了。至少，我在门外驻足时，我没有感到丝毫的惊讶。这并不是我以前的房间，而是维纳斯姨妈曾经住过的房间。这一房间向来被认为能看到最好的风景，它俯瞰湖泊和远处的山林。皮埃罗的孙子查尔斯特意为我订好了这个房间。他是这次聚会的组织者。

我一进门，就喜出望外，两边的房间已被拼成一个大套间，玻璃矮桌上放着一大束温室里栽培的鲜花。维纳斯姨妈长期无怨无悔地霸占的那张高高大大的床已全然不见，用作嫁妆的雕柜和绿绸沙发也不见了踪影。如今，它们已成了利昂的长子（他二婚时所生）的财产，被安放在苏格兰高地某处的一所宅邸中。不过新家具很不错，总之我喜欢这个房间。我的箱子送来了。我要了一壶茶，把衣服挂了起来。我仔细查看了起居室。这里有一张写字台和一盏优质的台灯。印象最深的是宽敞的卫生间里放着百花香料，一叠叠毛巾放在加热的支架上。老年人容易形成一种习惯，把一切视为索然寡味——我还不至于此，这是令人欣慰的。我站在窗前，欣赏着阳光斜照下的高尔夫球场，远处小山上光秃秃的树枝被阳光照得晶莹发亮。湖水干涸了，我不太能接受这一事实，不过，有一天也许它还能恢复原状。如今，作为一座宾馆，这幢大楼本身确实比以前我住在这儿的时候有了更多的人间快乐。

一小时后，正当我准备穿衣服的时候，查尔斯打电话过来。他说等每个人到齐后，在六点十五分来接我，把我带下楼，做一个入场式。就这样，挽着他的手臂，我穿着华贵的开司米羊毛衣，伴着掌声，走进了那L型大厅，五十位亲戚举杯向我祝福。我一走进去，马上就感觉到一个人也不认识。没有一张熟悉的面庞！我心想，这是不是要我先品尝一下茫然不解的滋味。后来，人们渐渐地显豁明晰起来。我们必须体谅时光的流逝，如梭的岁月让襁褓中的婴儿一下子就成了欢腾喧闹的十龄童。不可能错的，那位应该是我的哥哥，他歪着身子蜷缩在轮椅中，喉咙上系了块小毛巾，用来接住喷溅而出的香槟，这香槟是有人喂他的。我俯身亲吻利昂，他努力用有知觉的一半脸笑了笑。我也很快认出了皮埃罗，他一副干瘪皱缩的样子，脑袋亮晶晶的，我真想把手放上去摸一摸。但他依然像以前那样笑容可掬而且威仪万千。我们心照不宣，决不提起他姐姐。

我在查尔斯的伴随下绕大厅一周，向众人问好，他在一边提醒我来人的名字。如此亲切的重聚，心情是多么愉快啊！我再一次与十五年前去世的杰克逊的儿女们、孙辈们和重孙们相识。其实，他们这对双胞胎还在这个房间一起住过呢。利昂也干得不错，先后结了四次婚，全身心地抚养孩子。我们的年龄跨度很大，小的才三个月，老的已有八十九岁。大厅里一片喧闹，嘶哑声和尖叫声不绝于耳，服务员巡回为宾客添加香槟和柠檬。远房表兄的子女已经上了年纪，他们像久违的朋友一样向我问好，几乎每个人都对我写的书褒嘉了一番。一群非常可爱的十多岁的孩子告诉我，他们在学校里十分用功地在读我写的书。我答应了一位客人阅读他儿子写的小说的打印稿，他的儿子那天没有来。条子和名片塞满了我的双手，角落里的桌子上堆满了礼物。几位孩子要我在他们睡觉前而不是等他们睡觉后必须打开礼物。我满口答应了，与他们一一握手，吻了吻他们的脸颊和嘴唇；我端详着婴儿们，逗他们发笑。我正想找个地方坐下，突然发现椅子都朝一面排列好了。查尔斯拍了拍手，在喧闹声中大声宣布，晚宴前要为我举行一场表演会。请大家各就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