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伦敦（第7/8页）

现在是凌晨五点，我还在书桌前追思这异乎寻常的两天。老人真的不需要睡眠——至少不用在夜晚入眠。我还有这么多的事情需要思考。在不远的将来，也许在这一年内，我将没有心境率性而为。我一直构思我的最后一部小说，这本应该是我的第一部小说。最早一稿完成于1940年1月，最后一稿完成于1999年3月，期间有六部不同的手稿。第二稿作于1947年6月，第三稿……谁又想知道呢？我五十九年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们都有罪——我、罗拉和马歇尔都难辞其咎——从第二稿开始，我就着手把它形诸于笔端。我始终认为，毫不隐瞒真相——（人名、地点、确切的环境）——是我的职责——我把这一切当成历史记录存档。然而，这些年来，许许多多的编辑告诉我，从法理上说，只要我的同案犯依然在世，那么我那法庭回忆录就决不能出版。如果出版了，那你只能是抹黑了你自己，诽谤了死者。马歇尔夫妇从四十年代后期以来就一直活跃在法庭上。他们不惜血本，坚决捍卫自己良好的声誉。他们用活期存款就能轻而易举地使出版社身败名裂。人们不禁起疑心：难道他们有不可告人的勾当？是的，你尽管想好了，但千万别提笔写下来。取代、嬗变、掩盖——显而易见，这就是启迪。拨去想象的迷雾吧！小说家何为？走到极限之处，在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安营扎寨，打法律的擦边球，然而在判下来之前，谁也不知道确切的距离。为稳妥起见，最好还是不动声色，暗昧难明。我知道，只有等到他们过世了我才能出版。直至今天凌晨，我相信，只要我在，它就不会公开。他们中只有一个走了，那也没用。就算最后马歇尔勋爵清癯瘦瘠的脸出现在讣告栏上，我北方的表兄弟也容忍不了同谋的控告。

这儿有罪恶，但也有钟情相恋的人。我整日整夜地都在想着有情人和他们幸福的结局。是的，我们正驶入黄昏。我们颠来倒去，抑郁寡欢。我突然想到，自从我写了这部小剧本以来，其实并没有远行，确切地说，我大大地偏离了正道，如今又折回到了起点。只有在这最后的一稿中，我的有情人才终成眷属。我走开时，他们并肩站在伦敦南部的林阴道上。以前的几部稿子都是那么的无情。可是现在我真的不再觉得，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竭力说服读者以下的事实到底有何意义。罗比·特纳于1940年6月1日在布雷敦斯死于败血症，塞西莉娅于同年的9月在贝尔罕姆地铁车站爆炸中丧生。那年我从未见过他们。我徒步横穿伦敦，最后在克拉珀姆公地上的教堂门口驻足，然后，怯弱的布里奥妮瘸着腿走回医院，无法面对刚刚痛失了亲人的姐姐。恋人间的鱼书鸿雁如今收藏在战争博物馆内。这一切怎么能够算是故事的结尾呢？读者能从这一狗尾续貂的叙述中获得什么样的意义、希望或欣慰呢？谁会相信他们再也没见过面，永远没有两情缱绻呢？除了服务于严酷的真实性之外，谁会相信呢？我无论如何不能那样对待他们。我垂垂老矣，我噤若寒蝉，而且太眷恋自己的余生。我面对的是汹涌的忘却浪潮，然后是永久的遗忘。我不再拥有战胜悲观的勇气。当我离开人世，当马歇尔夫妇离开人世，当小说最后出版了，我们只会以作品的形式存在于世。正如那对恋人一样——他们在贝尔罕姆同床共榻，令女房东勃然大怒——布里奥妮只不过是一个虚幻的存在。没人会关心小说中哪些事是失实的，哪些人被歪曲了。我知道总有一类读者会身不由己地问：“可是到底发生什么了？”回答很简单：“有情人生生不息。只要我最后一稿的打印孤本留存于世，那么我那纯洁率性而有奇缘的姐妹和他的医生王子定会相亲相爱，直到地老天荒。”

这五十九年来，有一个问题一直萦绕我心：一位拥有绝对权力，能呼风唤雨、指点江山的上帝般的女小说家，怎么样才能获得赎罪呢？这世上没有一个人，没有一种实体或更高的形式是她能吁求的，是可以与之和解的，或者是会宽恕她的。在她身外，什么也不存在。在她的想象中，她已经划定了界线，规定了条件。上帝也好，小说家也罢，是没有赎罪可言的，即便他们是无神论者亦然。这永远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这正是要害之所在。奋力尝试是一切的一切。

我伫立在窗口，感到一阵阵疲惫的浪汐向我袭来，将我全身的余力卷走。脚下的地板仿佛在波浪起伏。我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第一缕灰蒙蒙的晨光映照出公园和干涸湖上的桥梁，还有那条伸向远方雪白处的狭长车道。警察就是驱车沿着这条车道，载着罗比将他带走的。我深深觉得，让我小说中的有情人最终团团圆圆，生生不息，绝不是怯弱或逃避，而是最后的一大善行，是对遗忘和绝望的抗衡。我给了他们幸福，但我不是私心作祟，要让他们宽恕我。不是这样的，还不至于如此呢。假如我能在生日宴会上对他们施以魔法……罗比和塞西莉娅依然活着，依然相爱，依然肩并肩地坐在藏书室里，对着《阿拉贝拉的磨难》微笑吗？——这不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