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 第十六章（第4/5页）

公社党委书记赵志恒也参加了巧帕汗的葬礼，和维吾尔人一样，他的腰间缠上了白带子。是一个冷天，峭厉的寒风，震颤着的光秃秃的树枝，缓步行进的漫长的送葬行列。“啊，我的亲人，啊，我的慈祥的母亲！”声声无人应答的哭唤……忙碌的人们在这样的时刻也会停下来沉思一下的吧，关于生命的短促和价值，关于人生的意义和责任……

外祖母不在了，但是伊力哈穆总是无法习惯这个不可挽回的事实。他每天下工回来，总觉得巧帕汗正调制好了一碗“波杂”糜子米发酵而成的一种饮料。等待着他们。他碰到一些人和事，总想着告诉外祖母并听听老人有什么独到的见解。这个在最艰难的岁月保持着尊严、乐观，将他抚育成人的巧帕汗外祖母，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她讲的那些神妙的故事：木匠造出了一匹会飞的马，铁匠造出了一条渡海的鱼，农夫发现了一只下金蛋的鸡，不仅是他童年的心灵的慰藉，而且至今诱导着他去努力用劳动的双手创造人间的奇迹。她对一些人的独特的、有时似乎是任性的评断，譬如她说库图库扎尔造过假布票，玛丽汗生下了一只蜥蜴……也常常引起伊力哈穆的深思。尤其是她老人家临终含笑的那个美好的愿望，更是深深地埋在伊力哈穆的心里。

一九六二年夏天，新上任的县委书记赛里木在赵志恒的陪同下来到了这个大队住了几天。伊力哈穆一见他，不由得怔了：“您……不是采购员吗？”问得赵志恒和在场的人谁也摸不着头脑。赛里木同志笑了起来：“还记得那个黑胡子米吉提吗？他自己是采购员，就认定我也是采购员，有什么办法？”赛里木就是在长途车上与伊力哈穆结识的那个年长的同志。他到处看了看，串了串，问了问，“你们搞得不错，应该总结个材料。”临走的时候，他对赵志恒说。

过了两天，县委办公室和县广播站来了两个“笔杆子”，都是戴眼镜、长脸的汉族干部。他们一来，就被库图库扎尔接到自己的家里，正是瓜果成熟的季节，库图库扎尔的盘子里的一牙一牙的哈密瓜流着黏黏的甜汁，库图库扎尔的舌头上也淌着甜甜的蜜水。“我顶住了阶级敌人的围攻”，“我组织了对阶级敌人的斗争”，“我坚守了大队的岗位”，“我扭转了混乱的局面”，他介绍说。材料写好了，收在县委的工作简报上，库图库扎尔的名字赫然在目。后来，在州上的一个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会议上，库图库扎尔又按那个简报上的材料作了一个内容丰富、语言生动的发言，还参加了聚餐、照相，在伊犁剧院看了州文工团演出的冬不拉弹唱和《绣花毡》舞蹈。开会回来，库图库扎尔更加神气了，他俨然成了一九六二年事件中的功臣。不是吗，经过一九六二年的动乱，全大队仍然获得了不错的收成。

但是，穆萨的诺言并没有实现，七队的工分值并没有提到每个劳动日两块二或者两块，而是一元六角。但这也算不坏，穆萨仍然常常讲他的诺言，只是把实现诺言的期限向后轻轻地推迟了一年。至于他的那个希望，倒是天从人愿，马玉琴果然为他生了个儿子。婴儿满四十天的时候，穆萨举行了那么盛大的“摇床喜”宴，为了给来客做菜，事先请了八个各族妇女为我们的队长削洋芋。

地球不停地运转，日月飞快地更迭，让我们再简单回顾一下这时间的顺序，以便结束这一九六二年的小小的前奏，把我们的长篇记录推向一九六三，特别是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的本题。

一九六二年秋季多雨，场上的以及地头上还没有搬运的玉米都被淋得精湿。四队队长乌甫尔当机立断，下令把掰下的玉米棒子过称以后分别拉到各户社员的家里，由各户社员负责烘干、脱粒以后再扣除应发的口粮部分统一交回队里，各队也都学着这个做法，避免了粮食的霉烂损失。冬天事少，出门不便，遇到刮大风下大雪的日子，正好在热炕头上放上一镔铁盆的带骨玉米，全家人长幼有序地围坐，每次拿起两个玉米，互相搓挤，其中一个搓光了玉米粒，再拿第三个搓第二个。你说我笑，你问我答，你计划来年的生计，我提及村内的家长里短，炉火温煦，其乐融融。

这年的冬天又多雪，人们从房顶子上一次又一次地把雪扫到地上，结果房边的雪堆积得竟比屋顶还高。爱国大队临时组织亚森等几个木匠打了几个雪橇，为被困在伊犁河沿的牧业队的牲畜拉运草料。

到了一九六三年的春天，传出了流言，说是将要有特大的山洪，等洪水下来时连伊宁市红旗百货大楼的楼顶也将淹没。人们津津有味地传播着这种说法，却没有人当真采取什么行动；流言归流言，还没到五一节，说也奇怪，那些人人看了都觉得无处打发的积雪就不知不觉地消融了、散发了、渗透了、流走了、升华了、汽化了，到处都干干净净了，红旗大楼仍然无恙地屹立在斯大林街的西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