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 第五十三章（第2/5页）

在这个公社的全体社教干部会议上，赛里木传达讲解了“文件”。他的讲话很明确也很实际，他讲到县里发行的《四清通讯》上有一些提法是与文件背道而驰的。通过这个讲话，实际上等于给尹中信“平”了“反”。

赛里木和尹中信参加了爱国大队社教干部的学习讨论。社教干部怀着极大的兴趣和对于本村本队的爱心热烈发言。谁也没想到，沉默寡言，表情不丰富的锡伯族干部何顺，竟提了那样尖锐的意见。他说：

“……几个月来，我们神神经经、鬼鬼祟祟，我们是来干革命吗？我们是来偷奶皮子的吗？如果是干革命，为什么不能大大方方地搞？社员说好的，我们偏说坏，社员说坏的，我们偏说好，是我们的脾气特别古怪吗？我就不明白，如果广大农村全部是由比地主还坏的四不清干部统治着的话，哪里来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呢？哪里来的大好形势呢？前几年敌对力量搞颠覆我们为什么没有垮呢……现在，有了‘文件’，我们再不用憋着气、受着罪、糊里糊涂地跟着跑了……我希望上级检查总结一下我们大队、特别是我们生产队的工作。”

何顺说话的时候眼睛看着脚尖，一字一字地拉长了声音说话，他的四声也发得比较平板。过去，因为这，章洋觉得他是个白痴，今天，这几句话却使章洋感到自己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人打了一个耳光。章洋立刻面红耳赤地跳了起来：

“我不同意他的这种意见。他这是对运动的攻击，也是对我个人的攻击，不要以为有了‘文件’就可以否定前一段的工作……今天文件这样说，不等于昨天的文件就说得不对，昨天的工作就做得不好……”

“坐下来谈。”主持会议的别修尔提醒章洋。章洋也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脸更红了。

“您不要着急嘛。”何顺的眼睛仍然看着自己的脚尖，“对照‘文件’检查一下自己的工作，您总应该听听意见啊！”

萨坎特和玛依娜尔的发言虽然简短，但也表示了和何顺的意见大致一样的意思。章洋有点泄气，他反复地看着张贴在会议室里的、赛里木带来的“文件”全文，越看越觉得泄气，动不动一个大文件贴在一面大墙上，墙上有文件，阅读的有农民，文件直接交给老百姓，那么，还要工作队干吗？这么多干部从城里来，受了那么多洋罪，这是图什么呢？像牛一样开始的这个运动，难道将像老鼠一样地结束吗？要这样搞下去还有什么意思？他想。

尹中信和赛里木来到了爱国大队七队，他仍在这里蹲点，用整风的方法来学习“文件”，让大家领会中央的指示，联系实际，总结工作。自从县里的《四清通讯》上刊登了章洋的“著名”材料之后，在尹中信受到县工作团的一个负责人的批评之后，七队的事情，已经是在全县都引人注目的了。

一张又一张的，由自治区党委翻印和翻译了的，由赛里木带来，铅印的汉、维两种文字的“文件”张贴在各个公共场所。队部、文化室、马厩、加工厂以至庄子粮库的宽大的廊沿下面，到处都有人看着、读着、想着。不识字的人，就一遍又一遍地求人代念。然后，就在铅印的文件前面，人们争执起来了，谈论起来了，激动起来了，就像当年读《土地法大纲》《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一样。

召开了党员会议，团员会议，贫下中农会议，妇女会议，干部会议和全体社员会议，反复宣传，反复讨论，把政策直接交给人民群众，这是党中央的指示。让那些瞧不起庄稼人的家伙们见鬼去吧！我们的农民，哪怕是最边远如伊犁地区的少数民族的农民，也都是关心政治和富有政治经验的。他们学习这些有实际内容的政策条文（而不是空论），既精明又认真，而且，理解得非常之快。

看看阿卜都热合曼吧。这个满腔热情，像迎接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地迎接了社教干部的老人，又像家门出了忤逆的儿子一样被当头一棒打得直不起腰来；现在，他的胡须又撅起来了，每一根都长得很长、但整个说来又是短短的眉毛又扬起来了，眼睛里又是充满了火星，声音又是高昂而清亮的了。在会议上，他说：

“这个文件是为我们制定的。是为贫下中农，为勤劳忠实的公社社员制定的。它不为坏人说话。它不打击好人。为什么要让伊力哈穆站起来呢？难道伊力哈穆搞过多吃多占欺压乡亲们吗？……我的天！我还以为马木提乡约又要回来了呢，为什么偏偏来整好人呢？为什么不让人民说话呢？……毛主席他老人家让我们说话了，毛主席老人家了解我们的心……”

在“批斗”伊力哈穆期间，由于看不过、生气而得了一场大病的再娜甫，也赶到了会场，她瘦了一点，但说起话来仍然是声如洪钟，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