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4/5页）

“谁发言？”李头问。

半晌，张大鼻说了——

“顶棚上的水印儿象不象个驴鸡巴？”

大伙儿轰地看“驴鸡巴”，有的说象，有的说不象，有的说太长，有的说太扁。乱哄哄中李头一声石破天惊的大吼：

“鸡巴散会！”

临出门，李养顺怯怯地问李头，什么时候回家扛行李。李头眼一瞪，“扛个鸟！你来了赵四爷睡哪儿？睡你炕上去？明儿早晨照钟点儿给我上班来，你亲爸爸爱是谁是谁，你他妈是日本天皇，你也得在这捣腾破铁！”

后来他才知道，那封发往日本的信甭说中国，连朝阳区都没出就让人卡下来了。

他还是不服。

1972年恢复中日邦交，眼瞅着日坛西边那块地被圈起来，竖起沙杆，盖起楼房，装上铁栅栏，栽上绿草鲜花，飘起了太阳旗。他再也不能象儿时那样自由自在地朝那儿跑了。

不知什么时候，他已经站在清洁明亮的日本使馆大厅里了，地板亮而滑，象细木头拼的，让人不敢迈步。厅里没人，右侧有楼梯，左侧有沙发，周围有不少小门和书报架子。他有点发毛，后悔没让大摊儿一块来给自己壮壮胆儿。原地转了几个圈儿才看清了，旮旯小桌后头坐了个女的，正低着脑袋写什么。他走过去，尽量把脚步放轻，把翻弄铁块的架式收起来。

一声“同志”刚要出口，一想不妥，跟资本主义的女人称同志，他成了什么人了。于是立即改口，叫“小姐”？呸，无产阶级顶厌恶的就是小姐太太，才子佳人，让外头人知道他李养顺进了日本大使馆没两分钟就变了味儿，算什嘛东西。挺作难。得了，索性来硬的。

“喂——”他朝桌子后头打招呼，理直气壮。

对方惊奇地抬起头，原来是个涂了一脸白粉抹了口红的老太婆，卷花儿头，珠子耳坠儿直晃悠，穿件不衣不裙的大袍，这打扮，空前绝后。他怕对方把他当成修水管、安玻璃、通下水道的，便赶忙说明来意。见那女人仍愣愣地朝着他看，想必是不懂中国话了，不禁有些失望，遂一字一板地说：

“我—是—日—本—人。”

“明白。”老女人用极标准的中国话回答，“战时我也在中国东北呆过，很让人同情哪！”

李养顺惊喜一进来便遇到知音，激动地请女人为这事多操操心，又问在日本福岛找中野和一这个人是不是很困难。

女人说，只要是上了户籍的，无论搬几次家搬到哪儿都能查出来，日本的户籍制度是世界最严密最完整的，要查谁只需打个电话就可以了，现在有些地方使用了电子计算机，那只是几秒钟的事，几十年前的人也能查出来。又说，没想到当年留在中国的日本孩子都已经这么大了，更没想到会在使馆里见到他，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请您随我来。”女人说着领着他款款地上了二楼。楼梯拐角的墙上挂了一幅字，完全是用墨汁甩上去的，又洇开来，象条毛茸茸的大尾巴，又象个没有圆点儿的大句号。他想，日本人也是怪，连这样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也往墙上挂，真不如家里那幅打虎上山的杨子荣好看呢。

来到二楼，女人让他坐在沙发上等。厅不大，陈设也极为简单，地上有地毯，墙是木头板儿的。楼道里安了个曲尺型柜台，专门办理护照签证事宜。眼下，柜台里外个人没有，看来这儿的买卖也不咋地。女人进去了，半天没出来，他不敢造次，规规矩矩地坐在那儿等。

窗外，白炽的太阳猛烈地照着，树上的蝉扯足了劲儿地嘶叫。外面正值盛夏，房内却清爽得如同立了秋，他又嗅到了“日本味儿”，站起来朝外看，以图能看见石碑后头的“秦香莲”，下头是一片绿，新栽的小树已经枝叶茂盛，柏油马路上一个卖冰棍的老太太推着小车缓缓走过，扯出长长的嗓门：

“小豆冰棍——”这个窗户是朝南的，他的媳妇和孩子在东边，看不见。走回来又坐进沙发，用屁股使劲往下压了压，挺软，这东西在外国电影里见过，是阿尔巴尼亚的《宁死不屈》，里头有个漂亮的女学生米拉.葛拉妮让德国少校汉斯.斯多斯杀了，斯多斯坐的就是这样的沙发。因为没的可看，翻来复去就这么几部外国片，《卖花姑娘》、《鲜花盛开的村庄》，都看腻了，不光人名记得住，连里头的主要台词儿都背得下来。他用手轻轻摩挲着沙发面子，面子是皮的，细而软。右前方从地板里伸出个高脚金属小碗，两尺多高，不知作何用场。往小碗里瞅，净是烟头，遂明白是作烟缸之用，却又立即为烟灰如何倒出费了一会儿脑筋。茶几上搁着画报，洋文的，色彩鲜亮，印刷精美。一条女人的腿，精光，大腿根处有一辆汽车，开车的爷们儿正从车里探出脑袋打招呼……他赶快收回目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红卫兵上这儿来破四旧一破一个准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