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与那些爱欲纠缠的灵魂相遇在唐宋（第2/3页）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 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

或以为南宋女词人朱淑真作，又有人认为欧词中凡涉绮艳者，皆是政敌托名所作，用以诋毁之。适见就词的表达动机而言，因其无关人格道德，故在当时人心目中，为一卑下之文体也。

近时学者钱穆先生指出，中国文学家最喜言有感而发，最重有寄托，而最戒无病呻吟。故后世之词论家，必为欧阳修曲护，认为他下面这首《蝶恋花》是一首有政治寓意的、有寄托的作品：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清代常州词派的开山张惠言说：“ 庭院深深，闺中既以邃远也。楼高不见，哲王又不寤也。章台游冶，小人之径。雨横风狂，政令暴急也。乱红飞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殆为韩（琦）、范（仲淹）作乎？”可见，只有联系上重寄托、重政治抒情的中国文学大传统，词的地位始尊，才得与诗方驾并驱。

读古人诗，最宜依编年读之，则其人一生之行谊，社会时代之风云，尽收眼底。但古人词作往往不编年，即因古人诗虽则东云露一鳞，西云露一爪，然而每一首诗，都是时代的一个侧面，都可以就一滴水而见大海。但古人作词时，其内心往往与社会人生、家国天下毫无关涉，故编年与否，漠不相干。自中国文学之大传统观之，宜乎词之地位，不及诗也。

词体初起时其格甚卑，已如上述。然早期词家，亦有能别开新面，复归于诗学大传统者。兹举李白词二首：

忆秦娥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霸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菩萨蛮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清代文艺批评家刘熙载评价说，这两首词，抵得上杜甫的《秋兴》八首，并认为，“ 想其情境，殆作于明皇西幸之后” ，这一观点，可谓直抉词心。我以为《忆秦娥》词是纪明皇挥泪别宗庙，仓皇西狩，而《菩萨蛮》则是寓盼官军恢复之意。因为符合中国文学重寄托、重有感而发的大传统，二词才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

中唐刘禹锡仕途失意，其词遂就自身经历取材，如《忆江南》之志谪宦之情，《潇湘神》之寓屈骚之意，都不是当时那些流行于下层民众中间、但千年后只能凭借敦煌文献苟延残喘的代言体词作所可望其项背。《潇湘神》一首：

湘水流。湘水流。九疑云物至今愁。君问二妃何处所，零陵芳草露中秋。

有学者揣测，“ 词中是否以舜暗指永贞之政的后台顺宗李诵，以二妃暗指顺宗的左右手王叔文、王伾 呢？” 2 我以为，就知人论世的角度来看，这种揣测是立得住脚的。

中晚唐作者，尚有张志和《渔歌子》五首，表其隐逸之志，而词中物我融凝，天人合一，遂不胫而走，流传异邦，乃有日本国嵯峨天皇和词。可见能流传久远的，终究还是雅的、表达士大夫情怀的作品。

上引数家，并不专力为词，故于当时词学大风气并无较大纠转。第一位拓大词境的大人物是南唐后主李煜。钱穆先生说：“诗馀为词，亦专咏作者私人生活，与政治无关。李后主以亡国之君为词，其私人生活中，乃全不忘以往之政治生活。故其词虽不涉政治，其心则纯在政治上，斯所以为其他词人所莫及也。” 3 正可以作为王国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 （《人间词话》）一语最好的解释。

从李后主开始，历代词人逐渐自觉地向中国文学的主流靠拢，词的境界也愈转愈深，词人的精神面貌、生命意识，也逐渐与诗人趋同。然而，词终究不是诗，词之佳处，又不仅以附丽诗学，政治性抒情为高。除了那些重寄托的作品，词中凡脱离了代言体的低级趣味，取材自作者自身生活，能表现作者真切的生命意志者，也都是可传之作。这一传统，从花间词人韦庄开始，经由北宋的晏几道、秦观，而到南宋姜夔、吴文英，一脉相承，不绝如缕。恰亦正因词不必如诗一样，有言志载道的要求，词中体现出的作者的性情，往往比诗更加能够摇荡人心。即如韦庄词《思帝乡》云：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