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君能有几多愁说南唐二主（第2/6页）

在中国历史上，要获得政权只有两种方式，一是革命造反，一是谋朝篡位。传统儒家一般对谋朝篡位大加鞭挞，却称颂成功的造反是“ 汤武革命”“ 周武王诛一独夫纣”，何以如此？原来，儒家认为革命造反，起因是君王无道，不再拥有天子之德，反而成了残虐百姓的独夫，革命者是顺天应人；而谋朝篡位倒往往是因为幸臣先导君主于不道，再取而代之，靠的是阴谋诡诈。但就实际效果而论，谋权篡位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较小，杀人盈野、流血漂杵的情形也较少见。更何况，南吴割据政权的土地人民，本取自唐室，原先就不具有合法性，李昪 以唐代吴，倒的确是当时人心所向呢！

李昪 对待百姓十分宽厚，继位的中主李璟 、后主李煜，都是性情和易的皇帝，这样，南唐在五代十国中经济文化就最为发达。南宋诗人陆游本非史官，却特地去写了一部《南唐书》，借著史来哀挽一个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看待一个政权是不是具备合法性，有一个词叫作“ 正朔”，陆游是把文化传统视为真正的“ 正朔” 的。再联想到北方蛮族的金国，在宋钦宗靖康二年驱入宋都汴梁，掳去徽、钦二圣，陆游著史的目的，更是呼之欲出。

元代天历年间，有赵世延为《南唐书》写序，感慨李昪 系出唐宪宗，经过四代艰难困苦，才有了江淮之地，结果只延祚三十多年，就被宋朝灭掉。他说虽然南唐土地不广，但文物之盛，冠于同时诸国。南唐辅国之臣，虽不及诸葛亮那样的政治才华，但像张延翰、刘仁赡、潘佑、韩熙载、孙忌、徐锴这些人，文才武略，忠节声华，炳耀一时，是不能被掩盖的。当时北方后晋、北汉的皇帝，个个在契丹人面前俯首称臣，反倒是像南唐这样的江淮小国，与契丹平起平坐，互相之间通使不绝，契丹并厚赠骆驼、羊、马之类以千计。高句丽也每年给南唐进贡。可见，契丹和高句丽都承认，南唐才是中原政权的正朔。

所谓中国，并不是血统的概念，而是文化的概念。中国之所以是中国，华夏之所以是华夏，便在于它在文化上高于周边民族，故中国的对义词是四夷，华夏的对义词是夷狄。南唐虽偏据一隅，实是当时中华文明的正统所系。当中主之时，国势渐衰，保大十三年（955）后，北方后周三度入侵，南唐无力抵抗，江北之地全献给后周，并向后周称臣，自去年号，迁都南昌。到后主干脆国破家亡，系身衔璧而为囚徒。文明敌不过野蛮，二主对过往韶光的依恋，对文明沦胥的伤痛，如巴峡哀猿、华阳杜宇，有非同时词人所能想见者。

中主性情非常仁厚。陆游《南唐书》称：

元宗多才艺，好读书，便骑善射，在位几二十年，慈仁恭俭，礼贤睦族，爱民字孤，裕然有人君之度。

中主天性恬淡，对权力并不热中，度其初志，本来是要做庐山中的隐士，诗酒风流，只是身承大统，不得不继位罢了。既为李唐苗裔，又负担着恢复祖业的责任，先灭闽国，旋却被吴越夺去大块地盘，先有楚地，又不能禁楚人之叛，两番军事失利，促使中主复其本心，调整国家战略为自保谦守，不再用兵事了。当时有一位大臣，向他进谏说，希望皇上十数年中不要再用兵了，中主的回答意味深长，他道：“兵可终生不用。何十数年之有？”

时有歌者王感化，为中主唱歌，唱来唱去就一句“ 南朝天子爱风流”，中主听后非常感慨，说如果当初陈后主能得人如此进谏，又何至于受“ 衔璧之辱” 呢？古时国君投降，须肉袒自缚，把象征国家政权的玉璧衔在嘴里，所以叫“衔璧之辱”。陈后主在隋兵攻入景阳宫时，准备逃进胭脂井里藏身，谁知身躯太过胖大，卡在井口，上不得，下不得，被隋兵捉住，那可比“ 衔璧之辱” 丢脸多了。中主非不知军事力量的重要性，只是他天性仁慈恬退，不希望人民陷入战争的苦难之中，与陈后主之荒淫无道，迥非同流。这种性情当然不适合做政治家，却使得他没有悬念地成为一位不失赤子之心的词人。

应天长

一钩初月临妆镜，蝉鬓凤钗慵不整。重帘静，层楼迥，惆怅落花风不定。柳堤芳草径，梦断辘轳金井。昨夜更阑酒醒，春愁过却病。

这首词《全唐诗》《历代诗馀》均收在后主的名下，其实是后主手书的“ 先皇御制歌词”，宋时这幅手迹尚由晁公留收藏。这首词的主题，不过是描写女子的闺怨，可能受到唐代诗人王昌龄《长信秋词》的影响：“金井梧桐秋叶黄。珠帘不卷夜来霜。熏笼玉枕无颜色，卧听南宫清漏长。”尽管如此，却仍有自己的创造。上片写夜深人静，女主人公感叹春去无情，不能成寐；下片写迷梦中难忘别离时的杨柳堤、芳草路，却因井台上汲水的辘轳声而惊醒。结句的“ 春愁过却病”，意思是恹恹的春愁比得了病还要难受。“过却”可能是当时的口语，只此一句，全词意境俱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