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和德国男孩子玩，你就不是我的哥们儿……”（第2/2页）

主席微笑着，起身迎接我。

“你住在哪里？”他问道。

我说：“住在阁楼上。”我给了他地址。

傍晚的时候，有人给我们送来了一口袋卷心菜，又过了一天——送来了一口袋土豆。

有一天，主席在街头遇见了我，给了我个地址：“晚上来吧，有人在那里等着你。”

有一个女人出来迎接我，这是主席的妻子。她名叫尼娜·马克西莫夫娜，主席名叫阿列克谢·米哈依洛维奇。他们请我吃饭，我还洗了澡。我个头已经长了，军服显得小了，他们还给了我两件衬衫。

我开始去他家做客，起初去得很少，然后是经常去，最后是每天去。警卫看见我，问：

“小伙子，这是戴的谁的勋章？你的父亲呢？”

“我没父亲了……”

看来必须得随身带证件了。

有一次，阿列克谢·米哈依洛维奇问我：“你想做我们的儿子吗？”

我回答：“想啊，太想了。”

他们就认了我做儿子，给了我个姓氏——克尼亚泽夫。

很长时间我都不能叫出“爸爸”和“妈妈”。尼娜·马克西莫夫娜立刻喜欢上了我，很疼爱我。如果弄到什么甜食，就专门为我留着。她想抚慰我，爱抚我。可我不太喜欢吃甜食，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吃过。战争年代我们生活得很贫穷，已经习惯了军队里对战士的所有规定。我不是一个喜欢受爱抚的人，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接受过特别的爱抚了，都是住在男人堆里。我甚至连句温柔爱抚的话语也不知道。有一次深夜醒来，我听到尼娜·马克西莫夫娜在栅栏后哭泣。显然，她很早就在那里哭泣了，但是我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她哭泣，抱怨：他永远都不会像我们亲生的，他不能忘记自己的父母……自己的血统……他不像个孩子，他不懂得爱抚。我悄悄走到她跟前，搂住了她的脖子：“不要哭泣，妈妈。”她停止了哭泣，我看到她闪着泪光的眼睛。第一次我叫了她“妈妈”。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开始称呼“爸爸”。只有一件事保留了一辈子，我称呼他们为“您”。

他们没有让我长成一个恋家的懒散男孩，为此我非常感激他们。我清楚自己的职责：我收拾房间，拍打擦脚的垫子，从板棚里抱木柴，放学后点着炉子。没有他们，我就不会受到高等教育。这是他们劝导我的，应该学习，战争结束后应该好好学习，要好好学习。

还在军队的时候，当时我们的部队驻扎在日特科维奇，指挥官就命令瓦洛佳·波奇瓦德洛夫、维佳·巴利诺夫和我一起学习。我们三个人坐在一张桌子前。二年级的时候我们都有了自己的武器，我们谁也不服。我们不想服从国民教师的命令：他怎么能命令我们呢，他又不穿军装？对于我们来说，只有指挥官才是权威。老师走进来，整个班级的学生都起立，可是我们还坐着不动。

“为什么你们坐着不动？”

“我们不会回答您的问题，我们只服从指挥官的命令。”

大课间休息的时候，我们让所有学生站成一排，进行队列练习，教给他们唱军歌。

校长找到了部队，向政委汇报我们的操行。我们被关进了禁闭室，受到降职处分。瓦洛佳·波奇瓦德洛夫曾经是上士——现在是中士，我是中士，成了下士，维佳·巴利诺夫是下士，成了上等兵。指挥官和我们每一个人都进行了一次长谈，开导我们，要好好学习。我们想练习射击，可他对我们说，你们应该上学。

但是，我们仍然佩戴着勋章去上学。我保留下来一张照片：我佩戴着勋章坐在课桌边，为我们的《少先队员报》画插图。

当我从学校里带回一个“五分”，从门口就喊叫：“妈妈，五分！”

我已经很轻易就能叫出“妈妈”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