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面包的日子（第2/5页）

（银色的相框里有一张照片：我坐在母亲的床头柜边，身穿一条深色的白领连衫裙，一只手笨拙地、狠狠地抓着婴儿盖的白色织毯，两只眼睛带着指责的神情，像在质问相机或持相机的人。照片上几乎看不到劳拉，只有一个毛茸茸的头顶和一只小手；手指钩在我的大拇指上。我是因为家里人要我抱这婴儿而生气，还是我想保护她？我是在守护她——不愿意放手吗？）

劳拉是个不安宁的婴儿，尽管脾气不坏，但性情焦虑。大一点以后，她也是个不安宁的孩子。橱门和柜子的抽屉都会让她担心。她似乎总在竖起耳朵倾听远处或地板下有什么东西——那种像一阵风般悄无声息地靠过来的东西。她会产生一些莫名其妙的精神危机——一只死去的乌鸦、一只被车压烂的猫咪、明朗天空中的一朵乌云都会让她哭泣。另一方面，她对肉体的疼痛却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忍耐力：如果烫伤了嘴巴或割伤了自己，她是一概不哭的。那是一种恶意——老天的恶意——在折磨她。

街头的一些残废老兵令她尤为惊恐——这些闲荡的人、卖铅笔的人和行乞的人已经彻底崩溃，无法从事任何工作。一个失去双腿、瞪着眼睛坐在平板车上生闷气的红脸汉总是把她吓跑。也许是那人两眼中的怒火太吓人了吧。

像大多数的小孩子一样，劳拉认为说出来的话就应该做到，但她太极端化了。只要你说出“迷路”或“跳进湖里”这类话，你就不能不担心后果。你对劳拉说了什么？你难道没有吸取教训？瑞妮会这样责备别人。然而，瑞妮自己也没有完全吸取教训。她有一次告诉劳拉，咬住舌头可以不让问题跑出来，结果劳拉照做不误，好几天都无法吃东西。

现在我来说说母亲去世的情况。要说这件事改变了一切也许有些老套，但我也没说错。我要把它写下来：

这件事改变了一切。

事情发生在星期二。这一天是我们家做面包的日子。我们家吃的所有面包——一周一炉就够了——是在阿维隆庄园的厨房里做的。虽然当时提康德罗加港有一家小面包店，可瑞妮却说面包店的面包是为懒汉准备的。她还说，面包师为了让面粉充分发胀，往里面掺白垩粉；另外，还加了过多的酵母，使面包显得蓬松，充满了空气。这样一来，你会以为买得很合算。因此，瑞妮就自己动手做面包。

阿维隆庄园的厨房并不暗，而三十年前它一定像个黑乎乎的维多利亚式的洞穴。现在它雪白明亮——白墙、白瓷桌、白色的柴灶、黑白相间的瓷砖地；改大的窗户上悬挂着黄水仙般颜色的窗帘。（这是战后重新装修的，是父亲送给母亲的礼物之一，以表达他内心的愧疚和不安。）瑞妮把这间厨房看作是最时髦的东西。母亲对她讲了有关细菌的害处、它们的肮脏习性以及它们的藏身之处，结果瑞妮总是把厨房打扫得一尘不染。

在做面包的日子，瑞妮会给我和劳拉一些生面团捏面人。我们用葡萄干做面人的眼睛和钮扣。然后，瑞妮会为我们把面人放进炉子烘好。我总是将我捏的面人吃掉，而劳拉则会将她的存起来。瑞妮曾在劳拉的顶格抽屉里发现一排硬邦邦的面人，包在手帕里，活像是小小的面包木乃伊。瑞妮说，这东西会招老鼠，必须扔进垃圾堆。但是，劳拉却坚持在菜园的灌木丛后面为它们举行一个集体葬礼，并且还得为它们祈祷。她扬言，如果不这样的话，她就从此不吃饭了。一旦她决心干什么事，就没有人能够劝得动。

瑞妮挖了一个洞。那天园丁正好休息；由于事出紧急，瑞妮就用了园丁那把不让任何人碰的铁锹。劳拉将她的面人在洞里一字排开。“上帝可怜她未来的丈夫吧，”瑞妮说道。“她倔得像头驴。”

“我才不打算嫁人呢，”劳拉说，“我要一个人住在车库里。”

“我也不打算嫁人，”我也不甘示弱地说道。

“这不太可能，”瑞妮说，“你喜欢你那张软软的床。如果不嫁人的话，你可要睡水泥地了，弄得全身都是油迹斑斑的。”

“我要住在暖房里，”我说道。

“暖房里不再供应暖气了，”瑞妮说，“冬天你会冻死的。”

“那我睡在汽车里，”劳拉说道。

在那个可怕的星期二，我们和瑞妮一起在厨房里吃早餐——麦片粥和橘子酱烤面包。母亲有时会和我们一起吃，可那天她实在太累了。母亲对我们比较严厉，让我们身体坐直，把面包皮都吃掉。“别忘了那些挨饿的亚美尼亚人，”她常常会这样说。

或许亚美尼亚人那时已不再挨饿了。战争早已结束，社会秩序也已经恢复。然而，他们的困苦就像一种口号永远留在母亲的脑海里。一种口号、一种祈求、一种祷告、一种魔力。吃面包皮是为了纪念那些亚美尼亚人，不论他们是谁；如果不吃，那就是对神的亵渎。我和劳拉一定明白这种魔力的分量，因为我们从来都是照办不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