疲惫的士兵（第3/4页）

商会勉强出钱买了四块青铜饰板，用于刻录阵亡战士的名单和战役的名称。他们想把自己的名字也刻在饰板的底部，但父亲一顿羞辱打消了他们这个念头。他告诉他们，阵亡将士纪念碑是为死者建造的，不是为那些活着的人，更不是为那些捞到好处的人。他这番话引来一些人的忌恨。

纪念碑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的全国“荣军纪念日”揭幕。尽管天气寒冷，还下着濛濛细雨，但是参加的人很多。“疲惫的士兵”雕像放置在用鹅卵石（建造阿维隆庄园的那种石头）砌成的方锥形基座上，青铜饰板边上滚着夹有枫叶的百合花和罂粟花的饰边。有关饰板也有许多争议。卡莉斯塔·菲茨西蒙斯说，这样的设计陈旧俗气——那些垂下的花朵和叶子是“维多利亚式”的——是那个时代艺术家的耻辱。她想要一些更朴实无华的、更具有现代感的东西。然而，镇上的人们喜欢这样，父亲说有时候也不得不作些让步。

在揭幕仪式上，人们奏起了风笛。（“在室外奏要比室内好，”瑞妮如是说。）然后就是长老会牧师的布道。他谈到那些自愿作出最高牺牲的人们的铭文——小镇对父亲的一种嘲讽，挖苦父亲无法控制所有的事项，并说金钱是买不来一切的，最后还是定下了他所反对的这个铭文。接下来是一些演讲和祷告——许许多多的演讲和祷告，因为每种教派都得有牧师参加。尽管筹委会里没有天主教的份，但天主教的神父也来说上几句。这是我父亲力排众议的结果，理由是：牺牲的士兵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都作出了同样的牺牲。

瑞妮说，这是看问题的一个角度。

“那另一个角度是什么？”劳拉问道。

我父亲敬献了第一个花圈。我和劳拉手挽手地看着，而瑞妮在一旁哭泣。加拿大皇家军团派来了一个代表团，他们从伦敦的沃尔斯利兵营远道而来。M·K·格林少校在纪念碑前献了花圈。接下来，献花圈的人可以想见——退伍军人团、狮子会、兄弟会、扶轮社、秘密共济会、奥伦治会、哥伦布骑士会、商会以及帝国女儿会等等——最后一位献花圈的是“阵亡战士母亲协会”的代表威尔默·沙利文夫人；她失去了三个儿子。然后，大家齐唱《与我同在》，童子军乐队的一名号手吹奏起哀乐《最后一个营地》，声音有点颤抖。之后，大家静默了两分钟，接着民兵鸣枪致敬。最后是“列队操”表演。

父亲低头站着，可以看得出他在发抖，说不清是出于悲痛，还是出于愤怒。他身穿军服，外面罩了一件大衣，一双戴皮手套的手拄着手杖。

卡莉斯塔·菲茨西蒙斯也出席了仪式，始终站在不显眼的地方。她告诉我们，这种场合是不需要艺术家冲在前面、鞠躬行礼的。她身穿端庄的黑外套和普通的裙子，而不是长袍；一顶帽子遮住了她大半个脸。然而，大家对她还是议论纷纷。

仪式结束后，瑞妮在厨房为我和劳拉冲了点可可，让我们暖暖身子，因为我们在小雨里着凉了。瑞妮也递给希尔科特太太一杯，后者说她盛情难却。

“那东西为什么叫纪念碑？”劳拉问道。

“这是要我们记住那些死去的人。”瑞妮回答说。

“为什么？”劳拉又问道，“为了什么？他们喜欢纪念碑吗？”

“这不是为他们立的，更多的是为我们，”瑞妮回答说，“等你长大就会明白了。”劳拉总是得到这样的回答，她并不全信。她现在就想弄明白。她一口气喝光了杯中的可可。

“我可以再来点吗？什么是‘最高牺牲’？”

“士兵们为我们大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真希望你不要嘴大肚子小。我再给你一杯的话，你可得喝光它。”

“他们为什么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想这样做吗？”

“不，但他们还是献出了生命。所以我们说它是牺牲，”瑞妮回答说，“够了，别再问了。这是你的可可。”

“他们将生命献给了上帝，因为这是上帝要的。就像耶稣，他是为我们所有的人赎罪而死的。”希尔科特太太说道。身为浸礼会教徒，她认为自己说的话具有最高的权威性。

一个星期之后，我和劳拉在峡谷中顺着卢韦托河边的小路散步。那天有雾，雾气从河中升腾起来，像脱脂的牛奶在空气中盘旋，从光秃秃的灌木细枝上滴下来。石子小路滑溜溜的。

突然，劳拉掉到了河里。所幸的是，我们身边这段河面的水流不急，因此她没有被河水卷走。我一面尖叫，一面沿河往下游跑，终于一把抓住了她的外衣。她的衣服并未被水浸透，但她还是很重，我差点也跟着掉进去。我设法将她拖到了一块平坦的岸礁上，然后把她整个人拽上了岸。她湿得像一只落汤鸡，我浑身也湿得不轻。我摇晃着她的身子。当时她一边发抖，一边大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