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手记（第3/4页）

遗憾的是，上面两个摘录片段中，杜鲁门所说的一些东西却不能照单全收。例如，在作者死后，尽管他的律师与文学遗嘱执行人艾伦·施瓦茨、他的传记作者杰拉尔德·克拉克以及我本人彻底清理过他所有的财物，但他所提及的信件、日记或是日志，几乎一件也不曾见着。[5]（这尤其能证明他撒谎，因为杜鲁门是个敛物狂；他几乎什么东西都会保存下来，也没缘由会毁掉这些文件资料。）此外，关于《严重有辱智商》，或者他在前言中宣称首先写就的该书最后一章，也没见任何证据。（最后一章题名“神父弗拉纳根之通宵黑鬼娘娘洁食咖啡馆”；另外的篇章，他在跟我和别的人交谈中时不时提及的其他章节还有“游艇及其他”和关于好莱坞的一章“奥德丽·怀尔德唱歌了”。）

1976年之后，杜鲁门与我的关系逐渐恶化。我隐约感觉，这始于他意识到我不赞成他在《时尚先生》上分次发表那些文章是对的，尽管我自然是从不曾指责过他。他也可能是意识到自己写作才能的衰竭，又害怕我的评判会太过严厉。此外，他肯定也为《应许的祈祷》进展缓慢而感到内疚和紧张不安。最后的几年里，在关于这部小说进展的问题上，他似乎着意在糊弄我和其他好友，而且甚至包括一般公众；至少有两次他对访谈者宣称刚刚完成书稿，并已交由兰登书屋，六个月内便将出版。之后，我们的公关部和我就会接到铺天盖地的电话。对于这些电话，我们只能回答说还没见着书稿。很显然，杜鲁门肯定是焦灼万分了。

侵蚀我们关系的最后一个因素是1977年以来，杜鲁门越来越依赖于酒精和毒品。如今，我终于意识到，那时我本应对他所处的困境给予更多的同情；可是，我却只看到才华如何被浪费，看到他自欺欺人的行为，看到无尽的散漫与混乱，看到他常常凌晨一点打电话来是如何的不可理喻——最根本的是，我自私地为自己失去了这位诙谐、喜欢恶作剧、十六年来一直相处愉快的同伴而深感懊丧，却对于他日益加重的痛苦少有关切。

关于《应许的祈祷》丢失的三章有三种推测。第一种推测是，手稿已经完成，要么是藏于某处的保险箱里，要么是被某位前任恋人出于恶意或为求谋利而握在手中，或者甚至是——最近有传言——杜鲁门将手稿放在了洛杉矶灰狗公共汽车站的一个储物柜里。但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这些脚本也益愈显得不足为信。

第二种推测是，1979年《凯特·麦克劳德》发表后，这本书杜鲁门压根儿没再写一行字，部分也许是因为他被公众——以及私人朋友——对于那些章节的反应所击垮，部分也许是因为他逐渐意识到自己永远不可能企及当初为自己设定的普鲁斯特水准。这一说法最具说服力，其理由至少有一点：杰克·邓菲——杜鲁门最好的朋友、三十多年的伙伴——也这么认为。不过，杜鲁门极少跟杰克讨论他的作品。而且最后一些年里，他们更多时间是各行其是，很少在一起。

第三种推测——对此，我有保留地持赞同意见——杜鲁门实际上的确写了至少上面所提及篇章的部分内容（很可能是“严重有辱智商”和“神父弗拉纳根之通宵黑鬼娘娘洁食咖啡馆”），但在1980年代初期的某个时刻，故意又把它们毁了。对这一说法有利的是，至少有四位杜鲁门的朋友声称读过（或听作者向他们朗读过）本书中三章之外的一章或两章。当然，他也曾让我确信还有更多的手稿存在；在他生命的最后六年里——当时他因为毒品或酒精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常常几近于思维混乱，语无伦次——他在午餐时无数次和我极其详细地谈起四个丢失章目里的内容。讨论之细致，甚至于他每每引用的同一人物对白总是一字不差，尽管我们的讨论会相隔数月甚至数年之久。事情通常都是这样一个套路：当我问他讨要我们所讨论的篇章时，他会答应说隔天就寄来。到这天天黑，我给他打电话，杜鲁门又总说正重新打印，周一就寄过来；到周一下午，他的电话再无人接听，而且他也会消失一个星期或是更长时间。

我赞同这第三种推测，并非是因为我不愿意承认自己轻信受骗，而更是因为杜鲁门对那些篇章的描述太具说服力。当然，有可能那些文句不过是存在于他大脑中，但我们很难相信，在某个时节，他不曾在纸上将这些文字写下来。他对于自己的作品相当自得，但同时也超乎常人地客观。因此，我怀疑在某个时候，他将本书三章之外的所有文字内容彻底毁尸灭迹了。

唯一知道事情真相的，只有一个人，而他已经死了。愿上帝保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