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课程表（第3/5页）

妈妈领我走上纪念碑似的、为巨人而设的楼梯，穿过回声四起的走廊，进入一个房间，那门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一年级甲班。屋子里坐满了同我一样年龄的孩子。孩子们的母亲站在正对窗户的墙下，一字儿排开，手里都拿着五彩圆锥形纸口袋，上端系着绢纸，口袋的长度超过了我的个子。第一天上学都要拿着它，这是一种传统。我妈妈也不例外。

我拉着她的手进屋时，这帮小赤佬以及他们的母亲一齐放声大笑。一个胖男孩想要敲我的鼓。我为了避免唱碎玻璃，只好朝他的胫骨一连踢了几脚，把这个顽童踢翻在地，头发梳得光光的脑袋撞在课桌上。我因此在后脑勺上挨了我妈妈的一巴掌。那个顽童嚷了起来。我自然没有叫喊，因为我只是在别人要夺走我的鼓时才叫喊。在这么多母亲们面前，这样出场亮相，我妈妈确实觉得很尴尬。她把我拉到第一排靠窗户的课桌旁。自不待言，课桌太高大了。可是，越往后，课桌越高大，小赤佬们也越粗野，脸上的雀斑也越多。

我很满意，安稳地坐着，因为我没有理由感到不安。看来我妈妈一直还很尴尬，使劲挤到那些母亲们中间去。在同她一样做妈妈的人面前，她可能由于我所谓的发育不全而感到羞惭。她们摆出一副面孔，为自己的野小子们而骄傲，仿佛蛮有理由似的，但是就我的感觉而言，他们长得也太快了。

我没法从窗口眺望弗勒贝尔草场，因为窗台比我高，正如课桌对我来说显得过于高大一样。我很想看一眼弗勒贝尔草场。我知道，童子军在蔬菜商格雷夫领导下，在那里安营扎寨，在玩纸牌戏以及做童子军应当做的好事。这并不是说，我会同他们一样夸大其辞地去美化营地生活。使我感兴趣的仅仅是身穿短裤的格雷夫的形象。他之所以让他们穿上童子军创始人巴登—鲍威尔①的制服，是因为他太爱那些又瘦又高、眼睛大大、尽管是脸色苍白的男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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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巴登—鲍威尔（1857～1941），英国将军和军事著作家，著有《童子军》。

这真是值得一看，可是，该死的建筑结构偏偏叫我看不成，我只好仰首观天，终于从中得到了满足。总有新的云从百北向东南移动，仿佛在那个方向上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我把鼓夹在膝头和课桌的屉板之间，尽管它不存丝毫念头想要跟着云彩去飘游。椅子背本来是靠背用的，它却支撑着奥斯卡的后脑勺。我背后那些所谓的同学们，叽里呱啦，大吵大嚷，笑的，哭的，撒野的，都有。他们往我背后扔纸团，但是我并不回过身去；我认为，那些有明确目标的浮云是值得观赏的，而那一群扮着鬼脸、歇斯底里至极的蠢货，则根本不值得一顾。

一个女人——她后来自称是施波伦豪威尔小姐——走进教室，一年级甲班顿时安静下来。我不需要安静下来，因为我本来就很安静，几乎沉浸在自我之中，期待着即将来临的事物。说老实话，奥斯卡从来不认为有必要去期待即将来临的事物，因为他不想分散注意力。他不在期待，而是坐在课桌旁，一边凭感觉知道他的鼓仍在原处，一边陶醉于静观复活节刚擦过的玻璃窗后面，或者不如说玻璃窗前面的云彩。

施波伦豪威尔小姐的服装很不雅观，穿着就像一个干瘪的男人。她那窄而硬的衬衫领子，使她的模样儿更难看了，据我看，它是可以拆下来浆洗的，它紧勒住她的喉头，勒得脖子上都起了皱纹。她刚踏着平底轻便鞋走进教室，便立即想要讨人欢心，于是问道：“亲爱的孩子们，我们一起唱一支小曲好吗？”

回答她的是一阵乱嚷，可是她却看做是他们在表示赞同，因为她接着装腔作势地起了个头，音定得很高。她唱的是春之歌《五月已到人间》，尽管现在刚到四月中旬。我背后这一帮家伙，既对歌词懵然无知，又对这首小曲的简单节奏缺乏起码的感受力，没等她打手势，就胡乱地连吼带唱，把墙上的灰泥也震落了下来。

尽管施波伦豪威尔小姐面色蜡黄，剪短了头发，领子底下隐约显出男式领结，她仍使我感到遗憾。我扭过头来，不再去看那些云彩——它们今天显然不上课——从吊裤带下一下子抽出鼓棒，响亮而明显地在鼓上敲出了这首歌的拍子。但是，我背后那帮家伙毫无节奏感，他们缺乏这种听觉能力。唯独施波伦豪威尔小姐向我点点头以示鼓励，并朝着贴墙站立的母亲们微微一笑，特别对我妈妈眨了一眨眼睛。我把这当做一个信号，便放心地继续敲下去，先简单后复杂，直到把我的全部技巧悉数施展了出来。我背后那帮家伙早就停止了他们粗野的吼叫。我设想现在是我的鼓在讲课，在教这帮学生，把我的同学变成了我的学生，因为施波伦豪威尔这时站到了我的课桌前，全神贯注地瞧着我的手和鼓棒。她那样子并不笨拙，倒是看得出神而达到忘我的境界。她微笑着，跟着我的节拍用手敲桌子。在那短短的一分钟内，她变成了一个并非无同情心的老姑娘，忘记了自己的教师职业，从规定她平时必须笨拙地模仿的形象中脱颖而出，变得有了人性，这就是说，变得孩子气、好奇、心理复杂和无道德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