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撒灰者（第2/5页）

贝多芬的肖像始终悬在钢琴上方，他阴沉地打量着阴沉的希特勒。难道马策拉特从贝多芬的肖像汲取了力量不成？“不！”他吼道，“决不！”他一拳捶在桌子上，捶在湿的、黏手的贴有印花的纸上，让玛丽亚把疗养院管理处的信递给他，读着读着读着读着，接着把信撕碎，把碎片扔到面包印花、肥肉印花、食品印花、旅行印花、重劳工印花、特重劳工印花之间，扔到怀孕的母亲和喂奶的母亲的印花之间。尽管奥斯卡多亏了马策拉特才没有落到那些医生的手心里去，但他从此以后便看出这么一件事——而且直到今天还看出来——只要玛丽亚一出现在他的眼皮底下，他就会看到一座漂亮的疗养院，它坐落在最佳的山区空气中，院里有明亮的、亲切的、现代化的手术室。在手术室加软垫的门前，腼腆然而充分信任地微笑着的玛丽亚把我交给了一流的医生。他们同样唤起别人信任地微笑着，他们放在白色的、消过毒的工作服后面的手里却拿着一流的、唤起信任的、立即生效的针管。如此说来，众人都离弃了我，每当马策拉特想要在帝国卫生部的来函上签字时，唯有我可怜的妈妈的阴影使他的手指动弹不得，多次阻止了我这个被离弃的人离开这个世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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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纳粹德国时期，曾根据希特勒的书面命令灭绝精神病患者等病人，其中包括低能和畸形儿童。

奥斯卡并非不知感恩的人。我的鼓犹在。我的声音犹在。读者诸君了解我同玻璃对阵时的全部战果，但我的声音不能向诸君显示什么新玩艺儿，诸君中间某些喜欢变变花样的定会觉得乏味。可是，对我来说，奥斯卡的声音是我的存在的证明，永远新鲜的证明，这一点是我的鼓所不及的。只要我还能唱碎玻璃，我就存在着，只要我的定向呼吸还能夺走玻璃的呼吸，生命就还在我身上。

那时候，奥斯卡唱得真多。他唱得多是出于绝望。每当我很晚很晚离开圣心教堂的时候，我总要唱碎点什么。我朝家里走去，从不寻找特殊的目标，而是挑选了一间灯光没有完全挡住的复斜式屋顶阁楼的窗户，或是一盏为防空涂成蓝色的闪闪烁烁的路灯。每次上教堂以后，我总要另选一条回家的路。这一回，奥斯卡穿过安东·默勒路去马利亚街。那一回，他沿乌法根路而上，绕过康拉德学校，让学校的玻璃大门当啷响，随后走过帝国殖民区去马克斯·哈尔贝广场。八月底的一天，我去教堂时已经太晚了。大门已经锁上，我决定绕一大段路，消消我的怒气。我走车站街，每逢第三盏路灯我就让它当啷落地，在电影院后面向右拐进阿道夫·希特勒街，让左边步兵兵营的沿街窗户躺倒，让一辆从奥利瓦方向迎面开来的有轨电车清凉我心，车里几乎空无一人，我把电车左侧涂暗了的玻璃悉数夺走。

电车尖叫一声刹住，几个人下车，叫骂，又上车。这点战果奥斯卡并不注重，为了消释怒火，他寻找着一份餐后小吃，在那如此缺乏美味甜食的岁月里寻找美味甜食，当他在朗富尔区最外缘、贝伦特家具作坊旁边、飞机场的大片木板房营地前面见到横卧在月光下的波罗的海巧克力厂的主楼时，他才让他的系带鞋止步。

然而我的火气已不再那么大，所以没有按传统方式立即向巧克力厂作自我介绍。我从容不迫地把月亮已经数过的玻璃再数一遍，得出的总数同月亮得出的相符，要是我现在就开始作自我介绍该有多好！可是，我首先得弄清楚那几个半成年人是怎么回事。他们从霍赫施特里斯区起，也许在车站街的栗树下就开始尾随我了。有六七个小伙子站在霍恩弗里德贝格路电车站旁的候车亭前面或里面，还可以看到另外五个站在通往索波特的公路的头几棵树后面。

我已经决定推迟对巧克力厂的拜访，给那些小伙子们让路，绕一段路，沿着飞机场旁边的铁路桥溜走，穿过劳本殖民区，直到小锤路旁的股份啤酒厂。这时，奥斯卡听到从铁路桥那边传来了他们的此起彼落的、信号般的口哨声。再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他们冲着我来了。

在这样的处境下，在尾随者业已露面但还没有开始追捕的时间内，一个人会慢吞吞地、细细品尝地列举出最后的解救办法：奥斯卡可以大声喊叫妈妈和爸爸。我可以用鼓召来某个人，或许召来一个警察。我的身材肯定能得到成年人的支持，不过奥斯卡自有他的原则，因此拒绝成年过路人的帮助以及警察的调解，偏偏受到好奇心和自信心的纠缠，想瞧瞧事态的发展，便干了件愚蠢透顶的事：我在巧克力厂区前涂沥青的栅栏上寻找一个缺口，但找不到，却见到那些半成年人离开了电车站的候车亭和索波特公路的树木的阴影。奥斯卡沿着栅栏往前走，铁路桥那边的几个也来了，木板栅栏还是没有洞。他们来势不猛，反倒是溜溜达达的，分散着走。奥斯卡还能再找一会儿，他们给我的时间恰恰是在栅栏上找到一个缺口所需要的，终于有一处缺一根木条，我便从缝里钻了过去，衣服不知哪儿被钩破了一个角。到了栅栏的那一边，四个穿防风外套的小伙子正好站在我的面前，全都把手插在滑雪裤的裤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