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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埃莱娜出门以后，安东尼奥·克拉罗拨通了玛利亚·达·帕斯家的电话。他并未感到特别的紧张或兴奋，沉默将是他的盾牌。接电话的声音黯然沙哑，有一种正从疾病里康复过来的人犹犹豫豫的脆弱，虽然，从各种迹象来看，是一位已经有些年纪的妇女，但听起来不像个老太婆——或者年长的女士，这个称呼更要委婉些——的声音那么衰弱。她并没有说太多话，谁呀，找谁，请回答，谁呀，谁，真是没礼貌，一个人在自己的家里也不得安宁，然后就挂断了电话，但是丹尼尔·桑塔-克拉拉，虽然没有运行在一线明星的太阳系里，却有一只敏锐的耳朵，能够听出人们之间的亲缘关系，因此，他不太费劲就推断出，这位年长的女士，要不是位母亲，就是位祖母，要不是位祖母，就是位婶婶，除了一种激进的例外——这种例外与当今的现实无涉——即流行文学里因为对主人的爱而终身不嫁的老女仆。显然，只是因为手段问题，他还没有确认那个家里是否有男人，一位父亲，一位祖父，某位叔叔，某个兄弟，但是安东尼奥·克拉罗不会太在意这样的可能性，既然，无论从哪一点来看，无论健康或疾病，无论活着还是死去，他都不会以丹尼尔·桑塔-克拉拉的身份，而是要以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的身份出现在玛利亚·达·帕斯的跟前，而这个伪装的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不管是作为朋友，还是作为情人，即便不会畅行无阻，至少可以享受被默契认可的关系所带来的好处。如果我们问安东尼奥·克拉罗，根据他所持有的目的，他更倾向于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和玛利亚·达·帕斯之间实质上是哪种关系，是情人呢，还是朋友，毫无疑问他会回答我们，如果他俩之间只有友谊，他对此的兴趣会不及他俩是情侣关系的一半。如您所见，安东尼奥·克拉罗制订的行动计划，不仅在目标的定位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并且开始获得了之前缺乏的动机的坚定，虽然此种坚定，除非我们的解释犯了严重的错误，似乎来自个人报复的邪恶念头——这种报复，当下的、呈现于我们眼前的形势既未允诺，也未以任何方式证明其正当性。的确，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曾经正面挑衅安东尼奥·克拉罗，当他一言未发地——而这也许是最糟糕的——给后者寄去了那副假胡须，但是只需依靠一点常识事情就能到此为止，安东尼奥·克拉罗可以耸耸肩，对他的妻子说，这家伙太愚蠢了，如果他以为我会被他激怒，那就大错特错，帮我把这个脏东西扔到垃圾箱里，如果他顽固不化继续胡来，你就打电话叫警察，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件事，不管结果如何。不幸的是，常识并不总在被需要时适时出现，而它一时的缺席，经常引发许多重大的戏剧和最可怕的灾难。宇宙并没有如其应当那样被缜密设计，证据便在于，造物者将那颗照亮我们的行星称作太阳。如果行星之王的名字叫做常识，我们将看到如今人类的精神会受到怎样的启蒙，将会怎样发光，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因为，没有人会否认，我们所说的月亮的光芒，并非是月亮的光芒，而一直是，也仅仅只是，太阳的光芒。值得深思的是，自人类说话和有文字以来之所以产生那么多关于宇宙起源的理论，是因为它们一个个都悲惨地失败了，虽然隔那么一段时间就有人颇难以服人地主张当前流行的某个理论，以及这个理论的若干变种。然而，让我们回到安东尼奥·克拉罗。显而易见，他想要尽可能快地认识玛利亚·达·帕斯，一种强迫症式的复仇，因为错误的理由进入了他的大脑，而且，正如您将确信无疑觉察到的，无论在地下还是在天上，都没有力量可以让他退却。自然，他不能去到她居住的公寓门前，询问每一个出来或者进去的女人，您是玛利亚·达·帕斯吗，也不能将自己交托给命运的偶然性，比如，一次、两次、三次地走过她居住的街道，并在第三次时对出现在他面前的第一个女人说，看您的容貌像是玛利亚·达·帕斯，我终于能够结识您了，您想象不到我有多高兴，我是电影演员，我的名字叫丹尼尔·桑塔-克拉拉，请允许我邀请您喝一杯咖啡，就在街对面，我相信我们将有很多话可以谈，这胡子，啊，这胡子，祝贺您这样精明，未曾受骗，但我请求您不要惊慌，安静些，当我们到了一个僻静的地方，我可以毫无危险地摘下它，您将会看到在您面前如何出现了一个您熟识的人，我猜想甚至是亲密的，而且，毫无妒意地说，如果他此时也在此地，我也会同样祝贺他，我们的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可怜的女人将在这神异的变形前瞠目结舌，这个变形，在叙事的这一刻很难解释，必要的是时刻记着这个基本的、指导性的观念，万物皆需要耐心地等待自己的时辰，既不要推搡，也不要将手臂伸过那些先到者的肩头，不要尖叫着，我在这里，即便如下假设不能被完全忽视，即如果时不时的，我们让它们挤到前边，仅仅因为它们失掉了自己的次序，也许某些潜在的恶就会失去部分的毒性，或者像烟一样在空气里消失。这思考和分析的流溢，这让我们驻足的，反思与分延的欢喜的挥霍，不会让我们失去对寻常现实的注目，即在内心深处，在内心深处，安东尼奥·克拉罗唯一关心的只是，那位玛利亚·达·帕斯是否值得，是否真的值得他所做的这么多工作，如果她是一位不迷人的女人，瘦得像电线杆，或者正相反，如果形体过于庞大——无论是哪种情况，我们急着说，只要爱情存在，就不会有多大的障碍——我们会看到丹尼尔·桑塔-克拉拉飞快地转身，正如从前经常发生的那样，那些用信件约定的会面，那些荒唐的策略，天真的识别，我右手将擎着一把蓝色的小阳伞，我的扣眼儿里将别着一朵白色的花，而最终却既没有小阳伞也没有花，也许其中的一个人在约定的地点徒劳地等待，或者是没有任何人在那里等待，花朵被仓促地扔进下水沟，而小阳伞遮住了那张终究不愿意被看见的脸。然而，丹尼尔·桑塔-克拉拉用不着担心，玛利亚·达·帕斯是一个年轻、美丽、优雅的女人，身线窈窕，性格温柔，最后一个特点，无论如何，不是测验里的决定因素，因为那从前决定着小阳伞和花朵命运的标准，如今也并没有特别青睐温柔这种特质。然而，安东尼奥·克拉罗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如果他不愿意一小时又一小时逡巡于玛利亚·达·帕斯家门前的街道，等待着她的出现，而邻居们自然的怀疑将带来致命、危险的后果，他们很快就会打电话给警察局，报告说出现了一个可疑的留胡子男人，此人显然来者不善。因此，他必须求助于理性和逻辑。最有可能的是，玛利亚·达·帕斯也要工作，有一份规律的职业和规律的出入时间。就像埃莱娜。安东尼奥·克拉罗不愿意想到埃莱娜，他反复对自己说，一件事和另一件毫不相关，与玛利亚·达·帕斯之间的事不会威胁到他的婚姻，甚至可以将前者仅仅称为一次任性，男人们据说很容易屈服于这种任性，如果，在当前的情况下，更精确的词语不是报复、雪耻、报仇、解恨、惩罚、厌憎、复仇，也不是最糟糕的一个，仇恨。我的上帝，多么荒唐，这一切要到何处为止，那些人们多么幸运，从未见过自己的副本站在眼前，从未受过收到一个装着假胡须的盒子这样傲慢的羞辱，盒子里甚至没有一张写着亲切或诙谐字句的便条来缓和他的震惊。这一刻安东尼奥·克拉罗大脑里闪过的想法将展示，和最基本的理智相悖，一个被卑劣的情感统治的大脑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强迫良知与它们同谋，狡猾地迫使它让最坏的行动和最好的理由协调一致，并让这行动和理由相互正名，在这种双面游戏里获胜的或者失败的总是同一个人。安东尼奥·克拉罗刚才的念头——对我们来说难以置信——是卑鄙地将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的情人骗上床，这个行动，除了回复一个耳光以更响亮的耳光之外，也将是，其目的有多荒唐，为他的妻子，埃莱娜，受到侮辱的尊严进行报复的最激烈的方式。即便我们努力请求，安东尼奥·克拉罗也不知道如何向我们解释，他的妻子遭遇的是怎样异常的侮辱，只有依靠一种新的、同样令人骇异的侮辱才能为其雪耻。他既已打定了主意，一时间便无事可做。值得嘉许的是，当他想起玛利亚·达·帕斯和埃莱娜一样需要工作，想起她们规律的职业和特定的出入时间，他竟能回到被打断的推论。与其在街上来回踱步，期待着一次几乎不可能的偶然相逢，不如早早就到那里去，躲在不为人注意的地方，等待着玛利亚·达·帕斯出门，然后尾随她去她的单位。还有更简单的事吗，您会说，然而，这是个多大的错误。首要的困难在于，他并不知道玛利亚·达·帕斯出门以后，将要朝左转还是朝右转，因此，他也就不知道，考虑到她选择的方向和他停车的位置，他窥伺的地点会在何种程度上妨碍或者有利于接下来的尾随，不要忘了，而这是另一个并不更小的困难，她可能有自己的小汽车停在公寓门口，如此，他将没足够的时间跑向自己的汽车，汇入车流而不让她的身影在视线里消失。最有可能发生的是，第一天他将一无所获，第二天，他在一方面受挫却在另一方面侥幸成功，相信侦探们的保护神，为他的执拗而感动，将在第三天，帮助他在追踪的艺术上获得完美的、决定性的胜利，安东尼奥·克拉罗还有另一个问题需要解决，的确这个问题没有前两个已经解决的难题那么棘手，但却在实施的过程中要求相当的精明和自发性。除了工作需要，或者拍摄清晨场景，或者拍摄地点远离城市，让他不得不很早爬出舒适的被窝，丹尼尔·桑塔-克拉拉，如您所见，喜欢在埃莱娜出门上班后再在床上赖上一两个小时。因此，他必须得为不同寻常的早起发明一个很好的借口，这早起不是一天，而是两天，甚至三天，而如我们所知，现在正是工作的间歇期，他正在等待电影《对迷人小偷的判决》开拍，在其中他将扮演一位助理律师。如果对玛利亚·达·帕斯的调查能在一天以内结束，告诉埃莱娜将和制片人开会并非完全是个坏主意，但这种事情发生的几率，目前看来是十足渺茫的。另一方面，他进行调查的日期没有必要是连续的，仔细一想，就他行动的目的来说，那样甚至会很不方便，因为一个留胡子的男人连续三天出现在玛利亚·达·帕斯居住的街道，除了，如我们之前所说，唤醒邻居的怀疑和警戒以外，还将引发古老的童稚梦魇——因此也就是双重的创伤——即便我们无比确信，电视机的发明已从现代儿童的想象里一劳永逸地抹去了那位留胡子的男人对一代又一代天真孩童所代表的可怕威胁。沿着这个思路，安东尼奥·克拉罗很快得出了结论，在得知第一天能够发现什么之前，无需为假设里的第二天和第三天焦急。因此，他将告诉埃莱娜明天要去制片公司参加工作会议，我最迟得在八点钟到那里；这样早啊，她感到奇怪，却也没有特别注意；只能是这个时候，导演中午就要离开去机场；那好吧，她说，然后转身进了厨房，关上房门，以便决定晚餐做什么。她有大量的时间，但她想独自待着。几天前她曾说过她的床就是她的堡垒，她同样可以说厨房是她的碉堡。灵敏和轻悄得如同一位迷人的小偷，安东尼奥·克拉罗打开了衣橱里放着道具的抽屉，取出假胡须，接着，轻悄而灵敏地，将它藏住了客厅的大沙发的一个坐垫之下，在沙发几乎没有人坐的那一头。为了让它不被弄得太皱，他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