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第2/3页）

让爱德华·巴纳德乐不思蜀的新生活，在《阿赤》那里成了海市蜃楼般的幻想。这篇以西萨摩亚的帕果帕果为背景的故事就像是一场梦：驶向海岛的纵帆船无法找到礁石之间的开口，犹如梦境始于一片混沌。而后，这位船长（他没有名字）登上岸去，就像受到某种召唤一般，鬼使神差地走上一座独木桥，撞见一个他并不想找的人。接着，他置身于四壁布满了书架的房间——一个典型的梦的幽闭之所，倾听这个不可靠的叙述者的故事。故事也是叙述者本人的梦：他被一对离散爱侣的幽怨传奇所吸引，多年羁留在岛上，恹恹度日。实际上，这个纯洁美好的梦来自白人对殖民生活的普遍想象，来自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浪漫冒险故事所描述的世界，让阿赤和萨莉有了一种神圣的情感。尼尔森承认道：我对他虽一无所知，但宁愿认为他应该天真率直。我相信他的灵魂跟他的身体一样端正美好。他终于让这个又粗又肥、面目丑陋的老家伙承认自己就是阿赤，那幅幻景也随之倾塌。梦幻的破灭与梦幻本身一样，显得毫不真实，充满了模棱两可：未曾见过阿赤的尼尔森觉得船长似曾相识，而船长——阿赤本人，当他与萨莉再次相见时，这对有过体肤之亲、刻骨之爱的男女却无动于衷，认不出对方。可以说，这个套层的梦中，尼尔森就是船长潜意识中的自己。那座桥一度承载年轻男女的幸福，现在却成了他梦想破灭的可悲物证，在幻境与现实之间摇摆不定。这篇颇具哥特色彩的小说在毛姆作品中一枝独秀，也深受作家本人的喜爱。

身份认同主题也出现在《池塘》中。这篇故事取材于一个真实的悲剧事件。在谜一般美丽的萨摩亚女孩埃塞尔面前，劳森的满腹经纶全然派不上用场。埃塞尔（意为“高贵”）超然于出身的环境，就像池塘中的精灵，以某种神性的力量吸引着他，但他却总是无法真正得到她。文化相容性一直是异域小说的主题，在异质文化的环境下，西方文明并不总能表现出自信。劳森的困境就在于此。这个“文明的走失者”无法放弃自己的旧身份（比如他瞧不起混血儿不愿为其打工等等），陌生的环境让他四处碰壁，落得伤痕累累，为人所耻笑。作为对照，毛姆同时还塑造了另一个人物米勒。这位德裔美国人是个“环境的动物”（这恰好是毛姆1947年出版的最后一部小说集的题名），他把名字由德国人的“缪勒”改成美国化的“米勒”，为人狡诈奸猾，善于顺应时务，无论在生意场还是社交圈都如鱼得水，颇有人缘。他不但旁观了劳森的命运浮沉，很可能还是悲剧的参与者。没有米勒和他们那帮“爱扎堆的家伙”，劳森也不会走上绝路。毛姆让他们来为劳森收尸，不啻是个巨大的讽刺。

如果说劳森的死归因于他不能将爱情移植到自身的环境，那么，在《火奴鲁鲁》中，巴特勒船长却是乞灵于异族文化（迷信）的庇佑才活了下来。这篇小说运用了降伏恶魔的传统叙事模式，较为特殊的是，土著女孩的果敢行动成了故事的核心，让作家十分意外：“不难看出船长已疯狂地爱上了她……这很容易理解，但让我感到奇怪的是这女孩显然也爱着他。”我纳闷“这个平凡无奇的小男人怎么会激发出那个小美人如此强烈的感情。”不过，与阿赤的故事一样，这又是一个由“不可靠的叙述者”转述的美妙传说，是贫乏、无聊现实的点缀，而现实的危险就潜伏于卧榻之侧，伺机而动。

压轴的《雨》是毛姆的名篇，无论情节的营造还是人物刻画的深度，它都有资格跻身于世界最佳小说之列。在火奴鲁鲁时，毛姆到埃维雷红灯区和妓女驻地去搜寻素材，他们还旁听了一对妓女和皮条客的庭审。故事中的角色直接取自旅行中的几位特殊的旅客，当时毛姆与哈克斯顿从火奴鲁鲁前往塔希提，途中因爆发时疫不得不在帕果帕果一家旅馆落脚。小说最初于1921年4月刊发在纽约的文学杂志《时尚人物》上，篇名为《汤普森小姐》，次年改编为戏剧搬上百老汇舞台，一年半的时间里上演六百余场。1923年好莱坞购买脚本，相继推出一部默片和两部有声片，分别由格洛丽亚·斯旺森（《萨迪·汤普森》，1928年）、琼·克劳馥（《雨》，1932年）和丽塔·海华丝（《萨迪·汤普森小姐》，1953年）扮演汤普森。

宗教归化是殖民过程的重要内容。传教士戴维森夫妇与多数殖民者一样，认为当地土著是拉迪亚德·吉普林所谓的“白人的负担”。他们不但保守顽固，更兼狡猾阴险，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假上帝之名恣意干涉践踏当地的文化风俗，像一种毒素腐蚀着南太平洋诸岛。受着征服欲望的驱使，戴维森以威胁和说教压服了汤普森，她（或许只是表面上）的忏悔与依赖满足了戴维森的虚荣心，又让他陷入一种躁动不安的谵妄：“这是真正的重生。她的灵魂如深夜一样黑暗，现在已如初雪般洁白。我既谦卑又害怕。她对所有罪过的那份悔恨，很美。我都不配触碰她的衣裳。”肉欲的魔鬼戴着信仰的面具征服了他。当汤普森撕破了这副假面，传教士的信念轰然崩塌，极端的幸福立刻变为极端的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