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2/11页）

“没有。这老头上面有人保，没人敢动他。”

“要是他听见动静出来看怎么办？”郑桐不放心地问。

袁军没好气地说：“操，这是我们家，我撬自己家的门他管得着么？我他妈乐意。”

“你丫就吹吧，这么牛逼你怎么不敢白天来，非深更半夜来撬门？”郑桐挖苦道。

袁军嘟囔着：“废话，革委会贴的封条，我敢白天撬锁吗？”

门锁发出一声轻响，锁被撬开了，他俩不管什么封条，推开门溜了进去。

黑暗中袁军轻车熟路地在自己家里四处乱翻。

郑桐提出警告：“你当是他妈抄家呢？把翻出来的东西照原样放好，戴上手套，别留下指纹。”

袁军不以为然地说：“你以为你做了多大案子，公安局还会来查？人家警察吃饱撑的了？”

郑桐突然被桌子上的一对瓷花瓶吸引了，他拿起花瓶仔细端详。他父亲郑天宇是个瓷器迷，家里也收集了不少瓷器，他从小耳熏目染地知道一些鉴赏瓷器的知识。

他脸上突然露出了喜色：“这对花瓶是明代的，崇祯五年烧制，还是官窑的，你们家哪来的这东西？”

袁军想了想说：“听我爸说，解放军刚进城时，各部队见了没主儿的房子就占，我爸他们占的那所院子主人是个国民党大官儿，逃到台湾去了，这花瓶就摆在客厅里，后来这院子分配给我们家住，这花瓶和家俱就成了我们家的，后来搬家时，我爸只带了这对花瓶。”

郑桐敲敲花瓶：“我看你们家没什么值钱货，也就这对花瓶还值点儿钱。”

袁军喜出望外：“真的？这花瓶值钱？那咱把它送到委托行卖了。”

“这年头卖不出价儿来，能卖个几十块钱就不错了。对了，你还得把你们家户口本顺走，没户口本委托行不收。”

袁军沮丧地说：“妈的，我们家存折是动不得，都让银行冻结了，你看除了花瓶还有什么可卖的？”

“把那个半导体收音机带上，再卷上你爸的呢子大衣。”郑桐吩咐道。

“我操，你丫出点儿好主意行不行？哪天我爸被放出来，发现他大衣没了，非他妈打死我不行，不瞒你说，我爸手黑着呢。”

郑桐耐心地开导道：“好不容易把锁撬了，不顺走点儿东西，咱们干吗来啦？赶明儿你爸要问起来，你就往造反派身上推，你爸准没脾气，再说了，你爸能不能出来还单说呢，万一哪天老爷子没扛住，又撂出点儿反党罪行，闹不好就送秦城了，你就可劲儿折腾吧，没事。”

袁军骂道：“你爸才送秦城呢，你丫别老方我。”

郑桐又想起了什么，他拉开了衣柜，开始翻动衣服。

袁军问：“你又惦记上什么啦？”

“你爸是不是还有一身将校呢？咱们来都来了，索性就多弄点儿东西走。”

“嘿，你丫这不是趁火打劫么？给我放下，我都没敢顺这身将校呢，你怎么净想这美事？”

郑桐理也不理，边翻边回嘴：“我还缺身行头呢，我们家再往上翻八代也翻不出一个当过兵的人，找件军装算是费了劲儿啦，我说过，不弄件将校呢穿穿，哥们儿死不瞑目。”

袁军恍然大悟：“我明白了，我说你怎么这么痛快就来了，闹了半天是冲我们家军装来的？操，引狼入室，我他妈绝对是引狼入室。”

郑桐话里有话地威胁道：“要不我过几天再来？”

袁军道：“算啦，反正你是惦记上这身将校呢了，不弄到手不算完，你随便吧。”

两人摸着黑收拾好细软，溜出大门，消失在黑暗之中。

北京西城区的百万庄、二里沟一带有着大片的楼群，这些五十年代建造的住宅楼按照不同的等级划分出若干个区域，以天干地支类推，如子区、丑区等。这些住宅区分属于不同的国家机关和部委，如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机械工业部等。

如果你在1968年穿越这片住宅区，会发现这里随处可见成群结伙，身穿黄色军装和藏蓝色制服的青少年，他们或无所事事地站在街头，或数十人一起骑着自行车闲逛。这是些追求时尚的青少年，当时的成年人是不会了解这种时尚的，这好比今天的成年人不了解那些把头发染成五颜六色的鸡毛掸子状，鼻子上戴着鼻环的新新人类一样。1968年的青少年们追求的时尚还不算太出格，最时髦的服装首推军装，蓝制服次之，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些款式平庸，色彩单调的服装怎么能领导一个时代的时装潮流呢？简直毫无道理。创造这些时尚的是那些被称为“老兵”的青年，在一个刚刚能吃饱肚子的国度里，他们都是来自最富有的家庭。但他们的审美能力不可能摆脱时代的束缚，他们所能创造的时尚无非是在这些朴素的衣着上进行某种搭配，比如一身蓝制服可以配上一双白边的懒汉鞋，再配双雪白的线袜。如果是位姑娘，冬天的围巾倒是颇有讲究，一种色彩鲜艳，用细毛线织成的拉毛围巾成了时髦货，不过戴这类围巾需要一定的勇气，因为很容易被人指责为“不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