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第2/13页）

周晓白没好气地回答：“你才想起来？咱们的存款连一万元都不到。”

郑桐叹气道：“我们也是，真是穷到一块儿去了，我算了一下，咱们的朋友里就没一个有钱的。”

袁军丧气地说：“唉，想得头疼，真想不出办法。”

周晓白说：“那也得想，跃民还在里面呢，也不知受什么罪。”

袁军发火道：“你唠叨什么，就会埋怨，你倒想个办法呀？”

周晓白站起来：“你冲我嚷嚷什么，谁让你是男的呢？”

“男的怎么啦，男的就该倒霉？哼，跃民就是瞎了眼,栽到一个女人手里。”

“袁军，你给我说清楚，少在这儿含沙射影，事情是宁伟引起的，不是女人，再说了，我又不是那个何眉，你冲我发什么火？”

“我不跟你说，神经病！”

“你才神经病呢，袁军，你今天总算露出真实嘴脸来了，你要看我不顺眼，你早说呀，不想过了就给我滚。”

郑桐息事宁人地劝道：“行啦、行啦，都少说几句，袁军，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晓白是个女人，你怎么能当着女人的面指桑骂槐的说女人不好？你犯不上跟女人一般见识嘛。晓白，我也得说你几句，两口子过日子吵几句嘴是正常的，不能动不动就让男人滚，真滚了你怎么办，那不就守寡了吗？”

周晓白心里正有气，她一听有人教训自己就火了，于是怒火便向郑桐倾泻过去：“我们俩吵架关你什么事？我乐意守寡，你管得着么？我告诉你，少在我这儿指手划脚，你先把自己的老婆管好再说。”

蒋碧云不爱听了：“哟，晓白，你怎么把我也捎上啦？什么叫把自己老婆管好再说，我怎么啦，偷人了是怎么着？”

袁军也无名火起：“郑桐，我最烦你这种人，要主意没有，就会火上浇油，有能耐你想出个好办法来，要不怎么说你是臭知识分子呢。”

郑桐也来了气：“嘿，怎么都冲我来啦，我说什么啦？袁军，咱们可是商量正事儿呢，你不能一不高兴就搞人身攻击，恶意诽谤，什么叫臭知识分子？我看你是‘四人帮’残渣余孽，都到现在了还使用文革语言，我要说你是臭当兵的你干么？”

周晓白立刻做出反应：“郑桐，你说谁呢？我也是当兵的……”

张海洋听不下去了：“哎哟，我说哥们儿，姐们儿，咱们不是在商量钟跃民的事吗，怎么自己干起来了，咱们说正事行不行？，我认为咱们现在凑钱不太现实，得想点儿别的办法，比如，咱们能不能想法抓住锤子那个骗子。”

郑桐说：“这可是你们公安局的事，我们能抓得着？”

周晓白这才想起张海洋的警察身份：“对了，我才想起来，你是警察，跃民不是关在公安局的看守所吗？你明天带我们看看他去，我给他送点儿吃的……”

张海洋苦笑道：“跃民的案子是检察院办的，跟我们公安局没关系，是属于代押的，再说了，也不是我想见就能见的。我现在能做的，是利用一切眼线关系寻找锤子，从这个人的生活方式分析，他是个闲不住的人，特别是有了钱以后，他肯定要光顾高档消费场所和娱乐场所，要是能抓住他，跃民的事情要好办一些。”

郑桐问：“那个宁伟怎么样了？”

张海洋说：“还在满街找锤子，我见了他一次，他一声不吭，这家伙是个性格内向的人，认死理，不是能听人劝的人，我担心他要惹事，想找他谈谈，可是好几天都找不到他。”

秦岭和李楚良是在一次音乐会结束时认识的。秦岭那时还在黄河歌舞团当独唱演员，她离婚还不到一年，已经被团长张玉喜骚扰得快要发疯了。她的处境团里很多人都知道，不过大家认为，当领导的总该有些特权，况且一个漂亮的女演员也该有棵大树靠着，都是文艺圈子里的人，有些绯闻是正常的。

李楚良的祖籍是陕北绥德，他的父亲李义德早年投身西北军冯玉祥部，1949年以国民党国防部中将参议的身份随撤离大陆的国民党部队去了台湾，后来因“孙立人案”受牵连，他辞去军职赴新加坡定居。到了李楚良大学毕业子承父业时，他的父亲已经是身家过亿的东南亚富商了，毕业于哈佛商学院的李楚良博士，顺理成章地经营起庞大的家族企业。

五年前李楚良回大陆考察投资项目，考察的笫一站就是西安，他被邀请参加了一个当地政府主办的音乐会，这个音乐会是专门为回来考察投资的陕西籍海外华人举办的，目的是为了招商引资，因此这场音乐会充满了乡土风情，除了几段秦腔清唱外，整场演出几乎都是陕北民歌。那天秦岭演唱的是那首著名的《蓝花花》，她唱得很投入，笫一段还没唱完，李楚良的眼泪就流了下来，这是他父亲最喜欢的歌，他是从小听这首民歌长大的，他记得父亲去世前在医院的病床上还在听这首歌，每次都听得老泪纵横，那种浓浓的，化不开的乡情使老人至死都对黄土地魂牵梦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