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第2/3页）

三

最想进入我们生活的是蚊子，防不胜防，人类用扇子、蚊香和敌敌畏试图保持距离，没用。夏夜充满蚊子的轰鸣。蚊子拐弯声特别，有金属硬度，夹杂着幽怨与威胁，放大一万倍，估摸就跟导弹追踪目标的呼啸一样。各种蚊香应运而生，可蚊子很快就适应了，甚至像瘾君子，在云雾中飘飘欲仙，发出陶醉般的叹息。当年《北京晚报》有幅漫画：床下放了四个点燃的蚊香，把人熏死了，一只蚊子照样叮在鼻子上。

我手持蝇拍，在罗儿胡同副食店门口，借助一块臭鱼头打苍蝇。打死一只，用竹夹子捏起，放进玻璃瓶，数了数，只完成任务的三分之二，按学校规定，每人每天要打死至少五十只苍蝇。那群苍蝇嗡嗡叫，低空飞行，就像日本的神风特攻队冲向那鱼头，不惜粉身碎骨。

夏天是蛐蛐和蝉的天下。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在诗中这样写道：　“蟋蟀疯狂地踏着缝纫机。”就是这些小裁缝缝补着我童年的日日夜夜，让我梦魂萦绕。我在护国寺的“百花深处”买了只蛐蛐，放在小瓦罐里，用葎草探子引它开牙，它自以为得胜时振翅高歌。有一天罐子没盖好，蛐蛐不见了，我急得翻箱倒柜，而它一直藏在我家某个角落，疯狂地踏着缝纫机。

小暑后，蝉蛹出土，鸣声四起。蝉，学名金蝉，俗称知了。法布尔在《昆虫记》中写道：“蝉翼后的空腔里，带着一种像钹一般的乐器。它还不满足，还要在胸部安置一种响板，以增强声音的强度，蝉为了满足对音乐的嗜好，确实作了很大的牺牲。因为有这种响板，使得生命器官都无处安置，只好把它们压紧到最小的角落里。”其实它们纯粹是噪音制造者。把北京吵得天翻地覆，天越热越来劲儿，让人心烦意乱。我跟楼里的孩子们一起去粘知了。先把面粉淘洗成面筋，置于竹竿顶端，再由善爬树的攀到大树杈上。被粘住的知了浑身颤抖，不再鼓噪。

一到中秋，知了退出舞台，蝈蝈粉墨登场。卖蝈蝈的小贩出现在街头，不用吆喝，那叫声就是最好的广告。与知了相比，蝈蝈叫声十分悦耳。蝈蝈长得就顺眼，像外星人——蓝脸粉肚紫翅膀。被关在竹篾编的笼子里，它们心满意足，直到唱彻漫天大雪。

四

加入少先队后，我最高只混到小队副（一道杠臂章），这近乎耻辱，连我弟弟都当上中队长（两道杠）。幸运的是我被选为鼓手，让我欣喜若狂。这显然与我热爱的苏联电影《少年鼓手的命运》有关：鼓手谢廖沙的父亲是个工程师，因丢失了机密文件被捕入狱。特务伪装成老红军战士，乘虚而入。最终被谢廖沙识破，勇敢地和敌人展开斗争……

我敲的是那种军乐队小鼓，用皮带斜挎身上，两手各持一鼓槌，白手套白衬衣白长裤外加红领巾——少年鼓手赵振开，多么光荣的称号。敲鼓看似简单，只有内行才知其难度，那鼓点复杂多变而清脆利索，像匹骏马奔驰。我的问题是协调能力差，顾此失彼，倒像是两头拉磨的瘸驴。在谢廖沙精神的引导下，我苦练基本功，平时没鼓槌，我就用铅笔或手指代替，成了魔怔，在课桌上门上玻璃窗上簸箕上，甚至在公共汽车车身上，咚咚哒啦哒啦咚——差不多练了仨礼拜，两头瘸驴总算离开磨盘，但还是磕磕绊绊。

伴随着鼓点声，我紧跟谢廖沙提高了阶级警惕性。我发现满大街都是形迹可疑的人，我们楼简直就是特务大本营。为了鼓手的骄傲，我绝不轻易跟任何潜在的敌人打招呼。有一天，我在护国寺遇见被打成“右派”的庞家大哥，只见他东张西望，神色慌张，肯定是等着与台湾特务接头。我躲在树后，又尾随他穿过胡同。在楼梯上，我发现他的屁股兜鼓囊囊的，八成是手枪……

队列仪式还剩下一周，我练得更苦了，连做梦都在敲鼓。两头瘸驴终于合二为一，小跑起来，但毕竟还不是奔马。

队列仪式那天，待我挎上小鼓整装待发，骤然一阵鼓声，再细听，原来是心跳。一声令下，我和另外三个鼓手敲鼓前进，走向舞台。在舞台阶梯上，我的小鼓从挂钩脱落，砰然落地，引来全场哄堂大笑。我手忙脚乱拾起小鼓，一阵猛捶，把其他小鼓引入歧途，大乱。一个鼓手的命运就此结束。

五

三不老胡同1号正对面是一个小纺织厂，本来没什么动静。只记得十一岁那年，厂内贴出大字报，揭发车间主任耍流氓。我跟楼里的几个孩子混进去看热闹。那时字还认不全，即使认得也不解其意，比如“乳房”，让我好生琢磨：这秘密房子，到底藏在人体什么地方？

六十年代中期，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下，纺织厂开始扩张，新建的厂房挤压街道，堆满泥沙，骑车走路得绕道而行。厂房把所有天窗打开，等于用一百个高音喇叭向我们喊话。夏天热，一开窗户，在家说话得大叫大喊。每周五厂休，静得反倒让人不知所从，难以入睡，盼着人家赶快开工。这还嫌不够，在纺织机噪音之上，厂里两派组织各自竖起高音喇叭，用更高的频率呼革命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