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第4/8页）

赶上兵荒马乱，父亲被卷在逃难的人流中，走遍中国大半个南方。在桂林时，有一天日本飞机俯冲扫射，他慌张中撑起雨伞挡子弹。那年头命不值钱，周围的人一个个倒下，他却奇迹般活下来。边打工边自学，他终于考进重庆中央信托局。一九四六年年初，在调往北京工作的途中，他与母亲在重庆珊瑚坝机场邂逅。

我俩结识于抗战胜利的1946年，当时因为抗战，父母分开七八年了，我陪母亲乘飞机到重庆看望父亲。在珊瑚坝机场下飞机后，想打一个电话，但不知如何拨通，无意中发现一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正在打电话，我妈妈让我上前请教，此人正是赵济年。（摘自母亲的口述记录）

北京解放前夕，父亲利用职权，协助地下党的堂哥收集全城粮食储备等情报。一天晚上，国民党宪兵挨家挨户搜查，由于顶撞宪兵队长，他被抓去关了一夜。那时母亲已怀上我。后来说起，他在昏暗的牢里彻夜未眠，盼着一个孩子和新中国的诞生。

六

父亲爱读书，但最多算得上半个文化人。他的文学口味博杂，是鲁迅、茅盾、张恨水、艾芜和茹志鹃的“粉丝”。他订阅各种各样的杂志，从《红旗》、《收获》、《人民文学》到《电影艺术》、《俄语学习》、《曲艺》和《无线电》，很难判断其爱好与价值取向。

他骨子里却是个技术至上主义者。困难时期，他买来牡丹牌收音机和四种变速的电唱机，把《蓝色多瑙河》带进我们阴郁的生活。“文革”焕发了他新的热情，从路线斗争转向线路连接——半导体收音机。

从一九六七年冬开始，他奔走于各种器材店之间，买回一堆电子零件。家里成了作坊，从写字台扩张到餐桌，快没地方吃饭了。他借助各种参考书，把红红绿绿的电线焊在接线板上。焊接前把电烙铁戳进松香，吱吱冒出浓烟。我半夜醒来，灯总是亮着，云雾缭绕，墙上是他歪斜的影子。经过反复实验，噪音终于变成样板戏的过门，全家都跟着松了口气。

终于进入最后的程序：父亲用三合板粘合成木匣，装上小喇叭，把鼠肚鸡肠的线路塞好，合上盖，郑重地交给我，好像一件传家宝。去学校路上，我书包里的半导体正播放《红色娘子军》，由于接触不良或天线角度问题，时断时续，得靠不停拍打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到学校还没来得及显摆就散了架。

一九七五年夏天，我们家买来九英寸红灯牌黑白电视机，这是全楼（除“民进”秘书长葛志成家外）的第一台，引起小小的轰动。每天晚饭后，邻居们拥进我家，欢声笑语。大家好像共看一本小人书。关键时刻出现信号干扰，父亲连忙救场，转动天线，待画面恢复正常，得，敌人已被击毙。为照顾后排观众，又在电视前加上放大器，画面变形，有损正面人物形象。

改革开放非常及时，为父亲对技术的热情指明方向。从老式转盘录音机到单声道答录机，再向四个喇叭以至分箱式立体声挺进——音响革命让我们处于半聋状态。与此同时，父亲又匀出少许精力给彩电和摄像机。而电脑问世，才真的把他的魂儿摄走。他单指敲键，却及时更新换代，一直走在忠实消费者的最前列。在晚年赶上新时代的末班车，还是有所遗憾，他对我说，如果再年轻二十岁，他一定改行搞电脑。显然他高估了自己，那可不是用电烙铁就能焊接的世界。

七

解放后，父亲先在人民银行总行工作，一九五二年参与筹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了新中国保险业创始人之一。一九五七年夏秋之交，他调到中国民主促进会，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那完全是虚职。“民进”真正的灵魂人物是党支部书记。他刚上任时的书记叫王苏生，待人诚恳热情，书生气十足，时常来家坐坐，谈天说地。五十年代末，王苏生因右倾被降级调到哈尔滨，“文革”中自杀了。

他的继任徐世信是典型的笑面虎。不过得承认，他乒乓球打得真棒，抽杀凶猛，无人能抵挡其凌厉的攻势。他级别不高，但实际上掌控这小小的王国，每个人对他都敬而远之，谨言慎行。

暑假我们常去机关打乒乓球。有一天，徐世信约我们几个男孩儿比赛。他直握球拍，时而低沉的下旋球，时而飘忽的弧圈球，变化多端，以守为攻。我们纷纷败下阵来，垂头丧气。

他把残兵败将带到会议室，关上门，说是随便聊聊，没几句话就进入正题，原来想了解父亲们在家的言行。我们年纪尚小，却深知其中厉害，装傻充愣。我对父亲不满，还是抱怨了几句，比如教育方式粗暴什么的。徐世信鼓励我说下去，我顿时语塞，不知再说什么好。徐世信总结说，你们的父辈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难免带着旧思想旧习气，为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需要你们少先队员的配合。他再三叮嘱，这次会面一定要保密，不能告诉父母。今后有事跟他保持联系。这是党对你们的信任，他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