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五（第2/9页）

“你说什么？”芦花盯着他。

“到滨海支队，或者去抗大分校学习！”

“你去吗？”那双亮得出奇的眸子凝视着。

“我？”于二龙嗫嚅地说不出话来。

他有时自嘲地想过：孔夫子的书不曾读过一本，可自己身上孔夫子的气味倒很浓。为什么把老房子的家抄得一塌糊涂而不敢非议？为什么关在“优待室”里受罪而不越狱逃走？为什么对一连串的迫害逆来顺受？为什么不敢大声说那是鹿，而不是马？为什么不能像年轻人，把鲜血洒在广场上？为什么不能杀人，像那老红军赵亮说过的那样？

是的，他缺乏突破精神上禁区的力量。但是，芦花比他在爱情上要大胆得多，解放得多，敢于讲出她心里的话。

“大龙哥走也好，留也好，跟我有什么关系？他是他，我是我——”说着说着像决堤的水流，止不住地涌了出来：“二龙，咱俩生在一块，死在一堆。我对你实说了吧，你到哪儿，我跟到哪儿，我是你的。二龙，从我见你的那一天起，我心里就跟定你了。咱俩不分开，永生永世不分开。你不要折磨你自己，也不要折磨我了。我把心里话，多少年的心里话，全说给你，我……”

如果不是一顶土黄色的战斗帽，在不远处的草丛中移动，她一定还会接着说下去，尽管她不是石湖土生土长起来的，但也终于像船家姑娘那样，大胆地表露自己的情感。

“咦？你看——”芦花吃惊地掩住嘴，指给他看那个缓缓移动的目标，由于是雨天，帽子的颜色变深了。起先，于而龙以为是一只斑鸠或者鹁鸪，但是在石湖，野禽多的那年准是丰收年，多得会自己落进饭锅里来；然而到了灾荒年，想寻一只做药引子都不得，猎人的肚子饿得咕咕叫，哪来味美的下酒物？糟糕！他们终于像一句谚语说的：“盼什么，没什么；怕什么，来什么。”认出来那是日本鬼子带着披巾的战斗帽，而且不止一顶。仅是他们能够看见，浮在草丛上的，数了一下，就有二十多个鬼子，正沿着他们走过的路，在沼泽地猫着腰潜行。

敌人怎么获知开会的秘密？

哦！可怕的不堪想象的后果……

现在，两位空降下来的游击队长，坐在沼泽地里一块簇生着野慈菇的土墩上小憩，那亮蓝色的花有着诱人的美，仿佛使岛屿似的土墩周围，成了充满神奇色彩的幻景世界。

走累了，需要歇一歇，但停下来，小咬和蠓虫的骚扰更加厉害了。

江海挥舞着野蒿，轰赶着：“真的，想起来了，二龙，你们俩怎么打响第一枪的？”

“哦！第一枪！可我们俩谁也不曾带枪。大久保是个狡猾的家伙，你跟他打过交道，了解他的性格。我估计他命令过，不许有一点声响，以免惊动我们那些开会的同志；他肯定要尽可能地接近目标，以便一网打尽。因为他那时是占绝对优势的强者，根本不存在畏惧之心，撒开大网捞捕在石湖四周活动的共产党，那是再好不过的机会了。”

“到底也没查出谁泄露了会议秘密？”

“历史有时是一笔糊涂账！”

“你们不是认为他极有可能吗？”江海伸出了两个指头。

“现在看起来，被他骗了，他妈的挖坟，把大伙搞糊涂了。那家伙太会演戏，我们也年轻幼稚——”

“今天敢说自己聪明了么？”

“至少，十年来我认识得出，凡是搞极“左”的，背后都隐藏着一颗不可告人的邪恶之心。”

“反正他在滨海搞土改，是左得可怕的，天怒人怨，甚至闹了海啸，群众都说是天报应。”

“报应落在我们头上，江海，你我都受到惩罚啦！”

“于是你俩成了向组织发出告警信号的‘告密者’，成了掩护同志们撤退的‘叛徒’。”江海笑了。

“那些专案组的酷吏们，也觉得情理不通，说不过去，为什么我们要夺鬼子的枪发出警告？历史的真相就是，当时我和芦花犯愁了，既赶不到鬼子大队以前去通知他们散开，也找不到武器能牵制住敌人。可是，必须让同志们知道处境的险恶。芦花悄悄说，只有夺枪一条道好走，枪一响，整个沼泽地都能听到。可两个人，赤手空拳，去撩拨大队的日本鬼子，不是明摆着送死么？总算幸运，天保佑，一顶帽子浮在草丛上不动了，真是天赐良机。我一分钟也不迟疑地，像蛇一样，拨开半人高的蒲草钻过去。出敌不意是获胜之道，但是这个稍为离开队列远了一点的鬼子，倒是我一生中肉搏过的最凶恶的对手。你信不信，江海，老鬼子要比后来的日本兵能打仗些，武士道精神要强烈一点。”

“但三光政策可是后来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