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胡辛　作家（第2/3页）

答：是，也不全是。我不愿见人，除了与人打不来交道外，还因为我太珍惜时间，死死抓住生命不放。

问：你说的不全是，是否指元气汤汤的混沌之外，“脏”还有一种古旧、破败、零落、衰亡的“永远不再”之美？

答：像是吧。曾获过芥介奖的日本作家、理论家日野启三读了我的《黄泥街》后，说，美得不得了！把我的作品翻译成英文的美国译家专程到长沙，要看“黄泥街”，意大利、法国的翻译家来长沙，也要看“黄泥街”……

问：恕我打断一下，听说长沙有条热闹非凡的个体书商街就叫黄泥街，你说的，不会是这条街吧？如果是，我可没那么丰富的想象力。

答：（笑）不是的。这条街有的只是一些破败的房屋，但外国朋友都说，美得不得了。都是发自内心的。

问：好，什么时候我一定也要去看看。你刚才谈的可说是你的审美倾向，那末，你的创作的本质追求是什么呢？

答：我的创作追求、人生追求，也就是追求的最大的幸福就是“认识”。是的，认识。不懂我的人常说我是个悲观主义者，其实，我对人生、对人性，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就是那么回事，关键是人一定要认识。中国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不认识，也就是鲁迅所鞭挞的“阿Q精神”。

问：那末，你如何看待家庭呢？你对父母兄弟姊妹夫妻母子关系如何看呢？

答：我们家兄弟姊妹五个，外婆也一直跟我们家一起过，所以有十口之多。我的父亲邓钧洪，是三十年代党的地下工作者，曾辗转于长沙、桂林和东北，策划了韩梅村起义。解放后任湖南日报社社长，一九五七年反右前夕已接调外交部的通知并作短期疗养，可运动一开始，他立马风风火火赶回原单位大提意见，结果被打成大右派。母亲李茵，“反右”时也在湖南日报人事科工作，也被划成右派，所以我们家是双右派。当然父母双双被压迫赶到乡下劳改。那时，我才三岁。后来父亲到师范，母亲仍在农场。文革时，我们家自然脱不了下放的命运，一下就是十几年。我的小哥自强不息，一个初中生下放十年回城当搬运工，后来硬是直接考上研究生，现在是武汉大学的博导；二姐现在在海南师大工作；弟弟是克拉玛依的高级工程师，现在在俄罗斯工作。都是在逆境在艰难中过来的。

自小我的父亲最看重的是我。我后来成名了，但我的创作他并不一定理解，然而，他终究是开通的、深刻的，他有人性、有理性。

我的丈夫鲁庸性格好，他现在也不做其它工作，就是支持我写作，我们俩是相依为命。每天清晨我六点就起床外出跑步，归来已是全身汗淋淋，洗头洗澡后，鲁庸已将早餐准备就绪，一般是玉米粥、牛奶、鸡蛋和小包子。九点开始写作，我是用手写的。十一点做室内健美操。午饭是鲁庸做，我爱吃肉，当然也少不得蔬菜。中午一般是读外语。下午休息。三点后不论晴雨，我和鲁庸外出散步。我的住房是我自购的高新技术区的商品房，七十几平米，在湘江西边，是郊区；我们散步就在江边田野走，一直走到有累意才回家。回家后我听美国之音，晚上也听。晚上不工作，因为我眼睛不好，十点就睡觉。儿子鲁兰原已在厦门大学读书，儿子走的是他自己的路，我们从不指望他什么。

还是这句话，像这样的人追求的最大幸福就是“认识”。不害怕认识，心就静了，就是这么回事。生命是自己的，可死死抓住不放。

问：这样看来，你的家庭还是很有亲情人情味的，你作品中那种刻骨蚀心的透彻和深刻与张爱玲的透彻深刻来自一处还是有所不同的。你在文学创作上受谁的影响，或者说比较爱读谁的作品？

答：我在文学创作上受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影响大，爱读《红楼梦》。中国现代作家中，喜欢鲁迅的书，还有萧红的书也比较喜欢。

对我创作最关键最直接的影响则是八十年代西方文学的引进，不过我也只喜欢卡夫卡、博尔赫斯、贝克特的《等待戈多》，还有伍尔芙。萨特开始也喜欢，看多了，就觉得一般了，但是，我非常喜欢波伏娃的《第二性》。

问：在《读书》上看过你的评论，别有一种境界。你怎么想起做评论呢？

答：卡夫卡的《城堡》，几乎所有的评论都以为是抨击官僚主义，可我每每读时绝对不是这种感觉。官僚不官僚，跟我们到底有多大关系？毕竟是政治的事。为什么所有的人读《城堡》都有心的共鸣？我认为“城堡”指的是人的灵魂、人的心灵。《读书》上连载了两次，后听说评论家非议，就没连下去了，好像创作评论各该有各的地盘似的。纽约一家纯文学杂志倒是连载完了。至于我的评论，国内《作家》《江南》《书屋》等杂志都给开了专栏，叫做《异端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