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第3/5页）
有好多人都替他可惜，怂恿他还是入学去好，也不必天天去，自要把学费交足，也就完事了。一年以后，分发出去，到底是个正途。伯雍说：“我在学堂二十多年了，一个钱也不曾给父母挣过，如今又拿钱去上学，使父母受累，于心不安。算了吧！挣多挣少，还是自食其力，觉着平安。”倒是凤兮人很达观，而且也知道世路，他见伯雍不去入学，很表赞同的。他说伯雍：“你这着我非常赞成。你想想，你的家计如何？”伯雍说：“食指272十余人，一丝恒产没有。”凤兮说：“这不结咧！就让你考到甲等，立刻分发出去。你想想，行装路费，得多少钱？我管保还没到省，已有破产的危险了。何况你无产可破，在在273必得出之于借贷，于前途渺茫之中，先须负许多债务。我们穷念书的，实在受不了。你再想想，二十余行省以内，你有一个亲戚朋友，较有优势，能援引你做县知事吗？大概没有。假如有这样亲戚朋友，你也不必考试，保免县州事早到手了。内无资斧，外无奥援，贸贸然分发出去，在省城一蹲，总也不给你挂牌。不用说一年半载，便是一两个月，你就得流为乞丐，所以你一考知事，我便替你为难，如今幸天教你考列丙等，自己牺牲不干，我很替你庆幸。假如你要闲在外头，任你这样脾气，一定懊恼而死，那时不是徒教朋友伤心么？你如今无论怎样，倒能挣几十块钱，不至挨饿。没把握的官，千万不要顾头不顾尾地胡钻。”伯雍听了凤兮这套话，心里十分感激，几乎要落泪，因向凤兮说：“凤兮，你这话比金子值钱。我当初也没打算考，因为受了一点感触，忽然萌了这个妄想。其实细想起来，便是弄个官做，照我这样性质，也未必能发财。不但不能发财，甚或有家败人亡之惨。还是凭着自己心思气力，挣几个钱，养活老小，似乎对得起大地鬼神，便是寝食之际，也觉得安泰。”凤兮说：“你能这样想，将来你的幸福必然无量。须知我们现在除了一个穷字，没有别的毛病，可是我们若尽心竭力地在社会上去劳动，我们虽然不能转贫为富，我们确可以远贫的，因为人自要在社会上肯尽心力，终归不会挨饿。至于做官，似乎来财较易，但是由宦里得来的钱，究不算人类的正当收入。除了由心思劳力，对于人类有所贡献，因而获得一种报酬，才可以名为收入，其余差不多都是欺诈得来的，打劫得来的，按着耶苏274教义，不说有个最终审判，其实哪里等得到最终审判，将来自然而然有一个大审判实现的。这种大审判，不知要杀多少人。最初发生的国家，不是俄国必是德国……无论迟早，将来必然溃裂，他们溃裂之后，传染到别的国，也要溃裂。到那时，岂不是个大审判么？不过这个审判，特别激烈，有好多人都要宣告死刑。世界成了一个惨淡无光的颜色，仿佛到了世界末日，由这暗淡无光里面，渐渐露了一线光明，照满大千世界，那才叫新世界、新文明。这事虽然不知何日发现，但据我看，实现的日子已然不远。”伯雍见凤兮说这一片话，很惊讶地说：“凤兮，你平日不大谈这些社会问题的事，你如今怎会能发出这一篇议论，而且像个预言家？”凤兮说：“泰西275的学说，关于社会主义的著作，我也会涉猎几种，但是我所服膺的，还是孔圣人所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圣训。泰西的学者，无论主张什么社会革命、均产主义，又是什么劳工神圣，没有能出我夫子的范围的。不过夫子所说的简而赅，意思救人自悟。就拿一个患字说，里面真有不可言喻的惨象。泰西学者，费了一辈子脑筋，著成极厚的书，一出版就要耸动世界，促成革命的思潮，其实还是演释孔子的经义便了。反正关于社会的不平，古人早有这种思想，不过古人言语含蓄，民智又不开通，效力当然浅薄，被小儒误解的地方也很多。今人思想激烈，民智大开，所以新思想的学说，能够不胫而走。”
伯雍说：“新学说无论怎样宣传，我想中国不容易受传染，因为中国社会的组织，虽然有四千多年的专制，不过是个名目，一切有形无形的阶级，都仿佛是一种抽象名词，一点权力和威力的意思没有。譬如三纲五常等等，都是无形的阶级。其实长幼尊卑、男女有别的事，正是往理想国里造就的一种哲理。至于所有人民的生活，极力地要往水平线上做，如同古时的井田制度，那简直是均产主义。后来井田虽废，但是既为农民，大都有地可耕，一亩半亩，也能自己买卖。四千余年的国家，有多少皇帝，有多少贵族，始终未见中国有一个大地主，有一个大资本家。中国所有的土地农产，无论改多少朝代，依旧分散在人民手里。若在外国讲究权利的国家，哪里有这样的德政呢？以俄国而论，所有的耕地，多一半属于贵族和大地主。农人不叫农人，唤作农奴，对于土地，一点权利没有。贵族和大地主，役使他们，和牛马一样。所以俄国文豪托尔斯泰先生，于他所著的小说《复活》里面，极力主张无论何人，对于土地不能享受所有权，他说土地和空气海水一样，谁都能利用，可是谁也不能买卖占有。他这种主张，就皆因大地主的权利太大了，国家的土地，差不多都被他侵占了去，将来要置社会死命，所以他极力反对土地私有。中国自有史以来，我还没看见过这个现象，因为中国的君主，但分贤明一点，多一半要以圣人自居，一道谕旨，真能有利于民。中国的贵族，但分读几本书，都要以贤公子自居。他们的生活，都是很超逸的，对于土地的所有权，很不注意。譬如前清的王公贝勒，虽然有多少土地，日久天长，自己也不知有多少了，而且反都落在佃户和庄头手里。外国人拿农人当奴隶，中国却是佃户拿地主当大头，没有多少日，主子倒是奴隶，奴隶倒成主子了。这事虽然不平，足以证明中国绝没有大地主，亦绝没有资本家，所以照外国人所倡的学说，中国人一定不欢迎，因为此说一行，中国的农人，必然全体反对，所以我说中国社会的组织，还不至诱引危险学说之流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