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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父亲夏尔·德尼·巴托洛梅·包法利，原来是军医的助手，在一八一二年左右的征兵案件中受到了连累，不得不在这时离开部队，好在他那堂堂一表的人材，赢得了一家衣帽店老板女儿的欢心，使他顺便捞到了六万法郎的嫁妆。他的长相漂亮，喜欢吹牛，总使他靴子上的马刺铿锵作响，嘴唇上边的胡子和络腮胡子连成一片，手指上总戴着戒指，衣服又穿得光彩夺目，外表看起来像个勇士，平易近人又像个推销员。一结了婚，头两三年他就靠老婆的钱过日子，吃得好，起得晚，用瓷烟斗一大斗、一大斗地吸烟，晚上不看完戏不回家，还是咖啡馆的常客。岳父死了，没有留下多少财产，他不高兴，要开一家纺织厂，又蚀了本，只好回到乡下，想在那里显显身手。但是，他既不懂得织布，又不懂得种地；他的马不是用来耕耘，而是用来驰骋；他的苹果酒不是一桶一桶卖掉，而是一瓶一瓶喝光；他院子里最好的鸡鸭，都供自己食用；他的猪油也用来擦亮自己打猎穿的皮鞋；不消多久，他发现自己最好打消一切发财的念头。

于是他一年花两百法郎，在科州和皮卡迪交界的一个村子里，租了一所半田庄、半住宅的房子；他灰心丧气，怨天尤人，从四十五岁起，就关门闭户，说是厌倦人世，决意只过安静的日子了。

他的妻子从前爱他简直着了魔，简直是对他百依百顺；不料她越顺着他，他却越远着她。她本来脾气好，感情外露，爱情专一，后来上了年纪，就像走了气的酒会变酸一样，也变得难相处了，说话唠叨，神经紧张。她吃了多少苦呵！起初看见他追骚逐臭，碰到村里的浪荡女人都不放过，夜里醉得人事不省，满身酒气，从多少下流地方给送回家来，她都没有抱怨。后来，她的自尊心受了伤，只好不言不语，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就这样过了一辈子。她还得到处奔波，忙这忙那。她得去见诉讼代理人，去见法庭庭长，记住什么时候期票到期，办理延期付款；在家里，她又得缝缝补补，洗洗烫烫，监督工人，开发工钱，而她的丈夫却什么也不管，从早到晚都昏沉沉、懒洋洋，仿佛在跟人赌气似的，稍微清醒一点就对她说些忘恩负义的话，缩在火炉旁边吸烟，向炉灰里吐痰。

等到她生了一个男孩，却不得不交给奶妈喂养。小把戏断奶回家后，又把他惯得像一个王子，母亲喂他果酱，父亲却让他光着脚丫子满地跑，还冒充哲学家，说什么小畜牲一丝不挂，可能活得更好。父母对孩子的想法背道而驰，父亲头脑里有男人的理想，他要按照斯巴达的方式严格训练儿子，好让他有强健的体格。他要儿子冬天睡觉不生火，教他大口喝甘蔗酒，看见教堂游行的队伍就说粗话。可是小孩子天性*驯良，辜负了父亲的苦心，枉费了他的精力。母亲总把儿子带在身边，为他剪硬纸板，给他讲故事，没完没了地自言自语，快乐中有几分忧郁，亲热得又过于罗唆。她的日子过得孤寂，就把支离破碎的幻想全都寄托在孩子身上。她梦想着高官厚禄，仿佛看见他已经长大成*人，漂亮，聪明，不管是修筑桥梁公路也好，做官执法也好，都有所成就了。她教他认字，甚至弹着一架早买的旧钢琴，教他唱两三支小调。但是对这一套，重财轻文的包法利先生却说是太划不来了。难道他们有条件供养他上公立学校，将来买个一官半职，或者盘进一家店面？再说，一个人只要胆大脸皮厚，总会有得意的日子。包法利太太只好咬咬嘴唇，让孩子在村里吊儿郎当。

他跟在庄稼汉后面，用土块打得乌鸦东飞西跑，他沿着沟摘黑莓吃，手里拿根钓竿，却说是在看管火鸡；到了收获季节他就翻晒谷子，在树林里东奔西跑；下雨天他在教堂门廊下的地上画方格，玩跳房子的游戏，碰到节日他就求教堂的管事让他敲钟，好把身子吊在粗绳上，绳子来回摆动，他就觉得在随风飞舞。

因此，他长得像一棵硬木树，手臂结实，肤色*健美。

十二岁上，他母亲才得到允许，让他开始学习。他的启蒙老师是教堂的神甫。不过上课的时间太短，又不固定，起不了多大作用。功课都是忙里偷闲教的，刚刚行过洗礼，又要举行葬礼，中间有点闲暇，就站在圣器室里，匆匆忙忙讲上一课；或者是在晚祷之后，神甫不出门了，又叫人去把学生找来。他们两人上得楼来，走进他的房间，于是各就各位：苍蝇和蛾子也围着蜡烛飞舞。天气一热，孩子就打瞌睡；神甫双手压在肚皮上，昏昏沉沉，不消多久，也就张嘴打起鼾来。有时，神甫给附近的病人行过临终圣礼回家，看见夏尔在田地里顽皮捣乱，就把他喊住，训了他刻把钟，并且利用机会，叫他在树底下背动词变位表。但不是天下雨，就是过路的熟人，把他们的功课打断了。尽管如此，神甫对他一直表示满意，甚至还说：小伙子记性*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