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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罗多夫补充说,“从社会的观点看来,他们也许有理。”

“怎么有理?”她问。

“什么!”他说,“难道你不知道,有些人的灵魂不断受到折磨?他们有时需要理想,有时需要行动,有时需要最纯洁的热情,有时却需要最疯狂的享受,人就这样投身于各式各祥的狂想,怪癖。”

于是她瞧着他,好像打量一个天外来客一样,接着又说:

“我们却连这种享受也没有呢!多么可怜的女人呵!”

“这不能算是什么享受,因为这里找不到幸福。”

“幸福是找得到的吗?”她问道。

“是的,总有一天会碰到的,”他答道。

“这是你们都明白的,”州议员说。“你们是农民和乡镇工人,你们是文化的先锋,和平的战士!你们是有道德的人,是进步人士!你们明白,我说,政治风暴的确比大自然的风暴还要可怕得多……”

“总有一天会碰到的,”罗多夫重复说。“总有—天。在你灰心绝望的时候,突然一下就碰到了。于是云开见天,仿佛有个声音在喊:‘就在眼前!’你觉得需要向这个人推心置腹,把一切献给他,为他牺牲一切!不用解释,心照不宣。你们梦里似曾相识,(他瞧着她。)总而言之,踏破铁鞋无觅处,宝贝忽然出现在面前,它在闪闪发光,然而你还怀疑,你还不敢相信,你还目瞪口呆,好像刚刚走出黑暗,突然看见光明一样。”

说完了这几句话,罗多夫还做了一个手势。他把手放在脸上,好像感到头晕;然后他又把手放下,却趁势让手落在艾玛手上。她把手抽出来。

州议员还在念讲稿:

“有什么人会感到惊奇吗,诸位先生!有的,就是那种瞎了眼睛、有目无珠的人,我敢说,就是那种陷入偏见,在另一个世纪的偏见中陷得太深,甚至不相信农民有头脑的人。的确,如果不来农村,到哪里找得到爱国精神,到哪里找得到对公共事业的忠诚,总而言之一句话,到哪里找得到智慧?诸位先生,我不是说表面上的智慧,那是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点缀品。我指的是那种深刻而不外露的智慧,最重要的是,从事实用目的的智慧,那才对个人福利、改善公共事业,支持国家,都大有好处;那才是遵守法律、克尽职守的结果……”

“啊!又来了,”罗多夫说。“总是职责,我听都听腻了。真是一堆穿着法兰绒背心的老混蛋,一堆离不开脚炉和念珠的假教徒,老是在我们耳边唱高调:‘职责!职责!’哎!天呀!职责是要感到什么是伟大的,要热爱一切美丽的,而不是接受社会上的一切陈规陋习,还有社会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恶名。”

“不过……不过……”包法利夫人反对了。

“哎!不要说不!为什么要反对热情?难道热情不是世界上唯一美丽的东西?不是一切美好事物的根源?没有热情会有英雄主义、积极性*、诗歌、音乐、艺术吗?”

“不过,”艾玛说,“也该听听大家的意见,遵守公共的道德呀。”

“啊!但是道德有两种,”他反驳说。“一种是小人的道德,小人说了就算,所以千变万化,叫得最响,动得厉害,就像眼前这伙笨蛋一样。另外一种是永恒的道德,天上地下,无所不在,就像风景一样围绕着我们,像青天一样照耀着我们。”

略万先生刚刚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来擦擦嘴。他又接着说:

“诸位先生,难道还用得着我来向你们说明农业的用处吗?谁 供应我们的必需品?谁维持我们的生计?难道不是农民?诸位先生,农民用勤劳的双手在肥沃的田地里撒下了种子,使地里长出了麦子,又用巧妙的机器把麦子磨碎,这就成了面粉,再运到城市,送进面包房,做成食品,给富人吃,也同样给穷人吃,为了我们有衣服穿,难道不又是农民养肥了牧场上的羊群?要是没有农民。叫我们穿什么?叫我们吃什么?其实,诸位先生,何必举那么远的例子呢?近在眼前,谁能不常常想到那些不显眼的家禽,我们饲养场的光荣,它们为我们的枕头提供了软绵绵的羽毛,为我们的餐桌提供了美味的食品,还为我们下蛋呢。要是这样讲下去的话,我怕没个完了,因为精耕细作的土地生产各种粮食,就像慈母对儿女一样慷慨大方,这里是葡萄园,那里是酿酒用的苹果树,远一点是油菜,再远一点在制干酪,还有麻呢,诸位先生,我们不能忘记麻!最近几年,麻的产量大大增加,因此,我要特别提请大家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