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第4/8页）

　　“我妈妈也是教师。”我说。

　　“我知道，”她说，“我妈妈跟我说过。”接着因为这句话，她脸上泛起红晕。她的答案暗示着，我不在的时候，她们曾经“谈起阿米尔”。我费了好大劲才忍住让自己不发笑。

　　“我给你带了些东西，”我从后裤兜掏出一卷订好的纸张，“实现诺言。”我递给她一篇自己写的小故事。

　　“哦，你还记得。”她说，笑逐颜开,“谢谢你!”我没有时间体会她第一次用“你”而非用较正式的“您”称呼我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突然间她的笑容消失了，脸上的红晕褪去，眼睛盯着我身后。我转过身，跟塔赫里将军面对面站着。

　　“亲爱的阿米尔，抱负远大的说故事的人，很高兴见到你。”他说，挂着淡淡的微笑。

　　“你好，将军大人。”我嗫嚅着说。

　　他从我身旁走过，迈向货摊。“今天天气很好，是吗?”他说，拇指搭在他那间背心的上袋，另一只手伸向索拉雅。她把纸卷给了他。

　　“他们说整个星期都会下雨呢。很难相信吧，是吗?”他把那卷纸张丢进垃圾桶。转向我，轻轻地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我们并排走了几步。

　　“你知道，我的孩子，我相当喜欢你。你是个有教养的孩子，我真的这么认为，但是……”他叹了口气，挥挥手，“……即使有教养的男孩有时也需要提醒。所以，我有责任提醒你，你是在跳蚤市场的众目睽睽之下做事情。”他停住，他那不露喜怒的眸子直盯着我双眼，“你知道，这里每个人都会讲故事。”他微笑，露出一口整整齐齐的牙齿,“替我向你爸爸问好，亲爱的阿米尔。”

　　他把手放下，又露出微笑。

　　“怎么回事?”爸爸说，接过一个老妇人买木马的钱。

　　“没事。”我说。我坐在一台旧电视机上。不过还是告诉他了。

　　“唉，阿米尔。”他叹气。

　　结果，刚才发生的事情没有让我烦恼太久。

　　因为那个星期稍晚一些时候，爸爸感冒了。

　　开始只是有点咳嗽和流鼻涕。他的流鼻涕痊愈了，可是咳嗽还是没好。他会咳在手帕上，把它藏在口袋里。我不停地求他去检查，但他会挥手叫我走开。他讨厌大夫和医院。就我所知，爸爸惟一去医院那次，是在印度染上疟疾。

　　然后，过了两个星期，我撞见他正把一口带血丝的痰咳到马桶里面去。

　　“你这样多久了?”我说。

　　“晚饭吃什么?”他说。

　　“我要带你去看大夫。”

　　虽说爸爸已经是加油站的经理，那老板没有给他提供医疗保险，而爸爸满不在乎，没有坚持。于是我带他去圣荷塞的县立医院。有个面带菜色、双眼浮肿的大夫接待了我们，自我介绍说是第二年的驻院医师。“他看起来比你还年轻，但比我病得还重。”爸爸咕哝说。那驻院医师让我们下楼去做胸部X光扫描。护士喊我们进去的时候，医师正在填一张表。

　　“把这张表带到前台。”他说，匆匆写着。

　　“那是什么?”我问。

　　“转诊介绍。”他写啊写。

　　“干吗用?”

　　“给肺科。”

　　“那是什么?”

　　他瞥了我一眼，推了推眼镜，又开始写起来。“他肺部的右边有个黑点，我想让他们复查一下。”

　　“黑点?”我说，房间突然之间变得太小了。

　　“癌症吗?”爸爸若无其事地加上一句。

　　“也许是，总之很可疑。”医生咕哝道。

　　“你可以多告诉我们一些吗?”我问。

　　“没办法，需要先去做CAT扫描，然后去看肺科医生。”他把转诊单递给我。“你说过你爸爸吸烟，对吧?”

　　“是的。”

　　他点点头，眼光又看看我，看看爸爸，又收回来。“两个星期之内，他们会给你打电话。”

　　我想质问他，带着“可疑”这个词，我怎么撑过这两个星期?我怎么能够吃饭、工作、学习?他怎么可以用这个词打发我回家?

　　我接过那张表格，交了上去。那晚，我等到爸爸入睡，然后叠起一条毛毯，把它当成祷告用的褥子。我把头磕在地面，暗暗念诵那些记不太清楚的《可兰经》——在喀布尔的时候毛拉要求我们背诵的经文——求求真主大发善心，虽则我不知道他是否存在。那时我很羡慕那个毛拉，羡慕他的信仰和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