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第2/4页）

　　“我关心这个干吗？我都没有数。”莱拉耸耸肩，撒了谎。她喜欢他还记得这件事。妈妈根本就不知道塔里克已经走了。

　　“好吧，他的手电筒将会在你不知不觉的情况下熄灭。”爸爸说。他说的是莱拉和塔里克每天晚上玩的信号游戏。他们玩这个游戏很久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睡觉前的仪式，就像刷牙一样。

　　爸爸抚摸着那道裂缝。“一有机会，我就来修补这道裂缝。我们该走啦。”他提高嗓门，回过头说，“我们要走啦，法丽芭！我送莱拉去上学。你别忘了去接她回家！”

　　外面，莱拉正要爬上爸爸的自行车的车后架，这时她看到街道上停着一辆轿车，就停在鞋匠拉希德和他那个深居简出的妻子所住的房子对面。那是一辆奔驰，他们这个街区很少见到的轿车，蓝色的，一道白色的粗线条从中间将引擎盖、车顶和行李厢分成两边。莱拉能看出车中坐着两个男人，一个坐在司机的座位上，一个坐在后座。

　　“他们是谁？”她说。

　　“跟我们没关系，”爸爸说，“快爬上去，你上课要迟到了。”

　　莱拉想起了他们的另一次争吵。当时妈妈泰山压顶地俯视着爸爸，威胁着他说：这就是你的本事了，对吗，表哥？对所有事情都不闻不问。连你自己的儿子上战场你也不管。当时我哀求你。可是你只顾把头埋在那些该死的书里面，让我们的儿子像两个哈拉米一样走掉。

　　爸爸蹬着自行车，莱拉坐在后面，双手抱着他的腰。他们经过蓝色奔驰旁边的时候，莱拉匆匆看了后座那个男人一眼：很瘦，头发灰白，穿着一套暗棕色的西装，胸前的口袋插着一条折成三角形的白色手帕。她惟一还来得及注意到的是，这辆轿车的号码牌是赫拉特的。

　　他们一路无言，骑过剩下的路程，只有每当转弯的时候，爸爸会小心翼翼地刹车，并说：“抱稳了，莱拉。慢一点。慢一点。好了。”

　　那天上课的时候，莱拉发现很难集中精力，既是因为塔里克的离开，也是由于她父母的争吵。所以当老师叫她说出罗马尼亚和古巴的首都的名字时，莱拉一时回不过神来。

　　老师的名字叫单莎伊，但学生背地里都叫她画家阿姨，形容她喜欢打学生耳光的方式——先是手掌，接着是手背，来回地甩，就像画家用笔的方式一样。画家阿姨尖嘴猴腮，眉毛很浓。上课的第一天，她骄傲地告诉学生，说她是霍斯特［1］Khost，阿富汗东南部城市，位于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边境。［1］一个穷苦农民的女儿。她站立的姿势很笔挺，乌黑的头发紧紧地在脑后扎成一个发髻，所以每当画家阿姨转过身，莱拉能看见她脖子上粗黑的鬃毛。画家阿姨不化妆，也不佩戴珠宝首饰。她从不戴头巾，也禁止女生这么做。她说女人和男人从任何方面来讲都是平等的，如果男人不用戴头巾，那么没有理由要求女人戴。

　　她说除了阿富汗之外，苏联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它对它的工人很好，它的人民全都是平等的。苏联的每个人都很幸福，而且友好，美国就不同了，那儿有很多罪案，人们都不敢离开家门。她还说，只要那些反对进步的人、那些落后的强盗被打倒，阿富汗人民也会幸福起来的。

　　“所以我们的苏联同志在1979年来到这儿。来给他们的邻居伸出援手。来帮助我们打败那些希望我们的祖国退化成原始国家的畜生。孩子们，你们也必须伸出自己的手。如果有人认识这些叛乱分子，不管他是什么人，你们都必须举报他。这是你们的责任。你们必须听清楚了，然后去告发。就算那个人是你的父母、叔伯或者姨妈。因为他们对你们的爱比不上祖国对你们的爱。你们的祖国是第一位的，要记得！我将会以你们为荣，你们的祖国也会的。”

　　画家阿姨的办公桌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幅苏联地图，一幅阿富汗地图，还有一个相框，照片中人是新上任的总统纳吉布拉。爸爸说这个人原来是恐怖的阿富汗秘密警察的头头。还有一些别的照片，在多数照片中，年轻的苏联士兵和农民握手，种植苹果树苗，盖房子，总是友好地微笑着。

　　“喂，”这时画家阿姨说，“我打断你的白日梦了吗，革命姑娘？”

　　这是莱拉的绰号，革命姑娘，因为她正是在1978年的4月暴乱那晚出生的——只不过如果有人在她的课堂上使用“暴乱”这个词，画家阿姨会很生气。她坚决认为那件事是一场革命，工人阶级反抗不平等的起义。圣战也是一个遭到禁止的词。在她看来，阿富汗各个省份可没有发生什么战争，她说有些人受外国敌对势力的挑拨，制造了一些麻烦，那些所谓战争只是解决这些麻烦的小冲突而已。越来越多的小道消息说，经过八年的战争之后，苏联正在走向溃败；但是没有人敢在她面前提起这些传闻，尤其是在当前这样的时刻。现在，美国总统里根开始给*****输送“毒刺”防空导弹，用来击落苏联的直升飞机；而且全世界的穆斯林都投身到这份事业中来：埃及人，巴基斯坦人，甚至还有抛下百万家财的沙特阿拉伯人，纷纷到阿富汗来参加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