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　记（第12/34页）

今天一整天都在玩“游戏”。迟至下午才达到所期待的那种轻松自如的领悟状态。看来要是我能实施某种自我约束，而不是无的放矢地阅读思考，我就能克服自己的消沉情绪。糟糕的是简纳特不在身边，我不必早上起床，我的生活也就没有了外在的形式。必须让生活有个内在形式。要是“创作”不成，我将找一份工作。无论如何，为了经济的缘故，我必须工作。（发现自己还未到山穷水尽、每分钱都得省吃俭用的地步，我真是太讨厌出去干活了。）我将找一份福利工作——我擅长干这类工作。今天公寓里很安静，没见到索尔·格林的影子。后来摩莉打电话来——说起简·邦德因为格林先生而栽了大跟斗。她补充说，她觉得任何与格林先生有染的女人都会丧失理智，（是一种警告？）（★Ⅲ）“那是个与你春风一度之后，你便必定不会与他再有电话联系的男人。要是我们仍然是那种女人，就是说，和男人逢场作戏，一夜恩爱……啊，算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今天早上醒来时，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脖子紧张而僵硬，感到自己的呼吸不顺畅——不得不迫使自己深呼吸。更糟的是，我的肚子，更确切地说，是横膈膜以下的部位疼痛。疼得好像那里的肌肉都拧在一起形成肿块了。我心里充满了某种盲目的忧惧。正是这种感觉使我最后排除了自我诊断的消化不良，脖颈着凉等等可能。我给摩莉挂电话，问她有没有临床诊断学之类的书，如果有的话，能不能给我念一段有关焦虑症的描述。用这样的办法我发现自己患了焦虑症——我对她说这与我在某部小说中读到的对这种病的描述正相吻合。随后我坐下来，想找出自己患焦虑症的原因——我并不为钱担忧，在我的一生中手头缺钱之类事从来不曾烦恼过我。我也不怕穷困，不管怎么说，只要下决心，总能挣点儿钱的。我也不担心简纳特。我找不出任何值得焦虑的原因。将我的症状“定名”为焦虑症，暂时减轻了症状，但今晚（★Ⅳ）情况却很糟。真是奇怪。

今天电话很早便响起来——是简·邦德打来的，找索尔·格林。敲打他的门，没有反应。以前有过好几次他根本不在屋里，整夜都不回来。我正想去回话，说他不在，一时又想到这不大妥当，要是她真是因他而“栽了大跟斗”的话。我又去敲门，并往屋里张望。他在里面。我很吃惊，他竟那样睡着：在毯子下面身子几乎弯成一团。叫他，没有反应。走上前去，将手搭在他肩上，没有反应。突然间我十分恐慌——他一动也不动，刹那间我以为他已死了，因为当时屋里寂静到了极点。他的那张脸，像纸一样苍白，白得像上等的皱纸。我想让他翻过身来，一触到他的身体，感到一阵冰凉——可以感到一阵冰凉直透我的掌心。我害怕极了。甚至现在，我都能在掌心感受到他裹在睡衣里的肉体所透出的冰凉。这时候他醒了——突然间醒过来。他双臂同时伸起搂住我的脖颈，像个受惊的孩子，他坐了起来，双腿已经伸出在床沿。他看来受了惊吓。我说：“看在老天爷面上，是简·邦德打电话给你。”他注视我——足足过了半分钟才渐渐理解了我的话，我又说了一遍。于是他跌跌撞撞地走到电话机前。他说：“是的，是的，不”——说得非常生硬。我走过他身边下楼去。这件事让我感到心烦意乱。我能感到手心冰冷彻骨。他那手臂搂住我的脖子所传达的意思，和他苏醒时所说的任何话都不一样。我叫他下楼来喝咖啡。叫了好几次，他下来了，却默然无语，脸色苍白，十分警觉。我把咖啡递给他，对他说：“你睡得很沉。”他说：“什么？是的。”随即他就咖啡说了句话，没说完便又沉默了。我说的话他并没有听进去。同时，他的眼神专注、谨慎，却又显得心不在焉。我觉得他并没有看到我。他坐着搅动咖啡。不久他开始说起话来。我可以肯定他是在信口漫谈，可能涉及任何话题。他在谈如何抚养一个小女孩。对此他很熟悉，很内行。他滔滔不绝地谈着——我也说了一些，但他不知道我插过话。他谈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走神了，我敷衍地听着，只听见他的话中反复出现“我”这个字。我，我，我，我，我——我开始觉得这个字就像机关枪中对准我射来的子弹一样。一时间我想像他的嘴，那么快地翕动着，正是一把什么枪。我插了嘴，他没有听到，我又打断他的话，说：“关于孩子的事你懂得真不少，你结过婚吗？”他吃了一惊，稍稍张开嘴盯住我看。然后是一阵年轻人的响亮而突然的笑声：“结过婚？你在开谁的玩笑？”这让我很生气，显然，这是对我的一种警告。这个男人，就婚姻问题警告着我——一个女人。此人像完全变了个人似的，和刚才那个执拗地滔滔大谈的男人全然不一样，刚才他执拗地慢慢说着内行话（但每秒钟都会射出一个“我”字），谈着如何把一个小女孩培养成“一位真正的女人”；此人和那个在第一天见面时就用目光刺探我的身躯的男人也全然不一样了。我感到自己的胃部收紧了，于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的焦虑是由索尔·格林引起的。我将咖啡杯推到一边，对他说，到了我洗澡的时候了。我忘了他当时是怎么反应的，那就像某个人说自己有别的事要做，而将他一脚踢开似的。他再次匆匆地站起身，像是有人命令他这么做一样。这时候我说：“索尔，看在上帝面上，放松点吧。”他出于本能，很想溜之大吉，但随即控制住了自己。在他作自我控制的那一瞬间，看得出来他全身肌肉都在竭力抗争。随即他很机敏地一笑，对我说：“你说得对，我想我还不是世上最放松的人。”我这时仍穿着晨衣，到浴室去得从他面前经过。当我走过时，他本能地摆出那副“正人君子姿态”，大拇指卡在皮带里，其余手指往下插着，可他两眼满含嘲讽盯着我，活像个浪荡子。我说：“很抱歉，我可穿戴得不像回到后房去的玛琳·黛德丽(3)那样。”又是年轻人似的放肆地高声大笑。我不再搭理他，径自去洗澡了。躺在浴缸里，我因种种忧惧而全身收紧，却又冷漠超然地注视着这种“焦虑症”的症状。这就像一位受尽某种我所不知的症状折磨的陌生人，紧紧抓住了我的身体一样。随后我将浴室收拾干净，在自己房间的地毯上坐下来，并试着做“游戏”。可我失败了。于是我想到，我是不是爱上索尔·格林了。记得起初我拼命嘲笑这想法，渐而细加考察，终而承认了这一点：不仅承认——还为之辩解，像是在争取我应得的权益似的。索尔整天没出去，待在楼上。简·邦德打来过两次电话，有一次我正在厨房里，因此听得到他的声音。他在对她说，话说得既婉转又仔细：他没法去她那儿吃晚饭了，因为……随即编造了一大通关于去里士满旅行的理由。我去摩莉家晚餐。我们俩谁也没有提起索尔和我的关系，由此我知道自己已爱上索尔了，男女间的忠诚超过了友谊，这本身就已说明一切。摩莉对我大谈特谈索尔在伦敦如何博取女人的欢心，无疑她是在警告我，但这些话也表现了某种占有欲。就我来说，她每提及一个他留有深刻印象的女人，一种平静的，暗暗得意的决心便增长一份，而这种感觉是和那位浪荡子的大拇指插入皮带的姿态，那种冷冷的嘲讽的凝视相联系的，却和那位为我“定位”的男人毫无干系。我回到家的时候，他正在楼梯上，可能是有意等在那儿的。我邀请他喝咖啡。他就我的幸运——拥有朋友，生活安定——说了一句表示羡慕的话，那是因摩莉请我吃晚饭而引发的感慨。我说我们没有邀请他，因为他说他有约会。他立即问：“你怎么知道的？”“我听到你在电话中对简这样说。”他很有点吃惊，颇不放心地瞪着我——那意思再清楚不过了：这和你有什么关系？我很生气，就说：“要是你想作私下电话交谈，就把电话机捧进房间关上门好了。”“我会那样做的。”他冷冷地说。又一阵不和谐不愉快，这种时候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应付。我开始问起他在美国的生活，不管他怎么回避，我一再追问。当时机合适时我说：“知道吗，你从不直截了当地回答问题——这是怎么回事？”稍停片刻后他回答说，他对欧洲人的做法还不大习惯，在美国决不会有人来问你过去是不是共产党员。